Pages

2010-12-29

「九二共識」的存在問題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九二共識」這個「事實」的存在?或者說,在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之後,台海兩岸的代表,究竟有沒有針對「一個中國」的定義,達成「各自表述」的共識?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不論「九二共識」過去是否存在,現在它已經存在。在國共兩黨展開親密互動,兩岸政權領導人都曾使用這個詞彙。公元兩千零八年三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希在電話會談中提到了「九二共識」,自此國民黨政府以此為「通關密語」,獲得了共產黨政府展開各項會談的許可。這,才是「九二共識」真正開始「存在」,亦即在兩岸溝通中發揮作用的時刻。

公元兩千零八年三月起開始「存在」的「九二共識」,其實並不是一九九二年的「那個東西」--不知道是否真實發生過的口頭說法、心頭默契,或是紙頭傳真。從兩千零八年到今天所存在而發揮作用的「九二共識」,其實只是中國共產黨願意接受國民黨與其打交道所放下的一條木板橋,其本質或重點在於兩岸領導人(即使只是暫時)的互信。

換言之,即使「九二共識」在歷史上不曾存在,或者說即使共產黨過去並不接受「九二共識」,但是在兩千零八年當時,共產黨領導人願意與即將就任的國民黨政府打交道,因此拾起了過去被丟棄在地的樹枝,伸向海峽的另一頭。

這時候,「九二共識」就「存在」了,只是它的意涵無他,僅僅代表北京對馬英九的信任與期待而已。至於為什麼撿起這根樹枝呢?也無他,僅僅因為這根樹枝是馬英九的國民黨多年來念念不忘的寶物罷了。如果馬英九這麼多年來,念咒加持的是另外一件寶物,只要符合「一個中國」,則北京也會欣然採用的。

現在「存在」的「九二共識」,其本質是國共兩黨重啟交往的意願,其真正誕生時間在馬英九總統當選後,就職前。至於「九二共識」這個名稱,出自前陸委會主委蘇起的杜撰,出現在公元兩千年陳水扁總統當選後,就職前,而其目的與功能,則在於約束陳水扁政府的中國政策。之後,「九二共識」這根樹枝,就成為在野的國民黨向著民進黨政府揮舞的寶劍。

現在,馬英九政府對於「九二共識」所打開的兩岸交往結果感到非常得意,於是再度揮舞起他們心目中的寶劍,要求民進黨表態是否支持。馬總統明知民進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他的目的是以此表示民進黨若執政也不可能延續與中國交往的政策。

事實是否如此呢?馬政府的提問犯了三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誤解了「現存的」「九二共識」的本質--誕生於兩千零八年三月的「現存九二共識」,其本質是「中共許可」,而非國民黨所稱的「各自表述」。第二個錯誤是將「中共許可」當成了政策路線對錯的唯一標準,還以此要求在野黨一體遵守。第三個錯誤則是誤以為他們心目中的「九二共識」(亦即「一中各表」)是兩岸交往的唯一通道。

民進黨的回應也是錯誤。蔡英文主席說「九二共識」不存在。事實上「九二共識」從兩千零八年即存在也作用著。民進黨該答覆的,不是一九九二年那時「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是二零一二年之後,民進黨要如何與中國取得交往基礎的問題。

發表於 2010/12/2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2-22

一把空椅子都沒有--價值虛無的兩岸政策

第六次的江陳會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台海兩岸的政權代表觥籌交錯,酒酣耳熱,聲聲句句「老朋友,老朋友」。席上菜單用了相當無法彰顯文學品味(或者說正好暴露此間官員之文學品味)的不知所云的藏頭詩,給台灣媒體多點無聊花邊。在官腔官調遠遠落後於台灣社會普通標準的文學品味襯托下,兩岸官員們大談所謂文化協議的重要性,恰恰顯示了文化對他們而言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藉文化來媒介更多經濟利益和政治圖謀。

文化成為一種沒人能夠反對的藉口,而民主人權則是假裝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這就是口說自由民主但從不敢向中國談自由民主的馬英九總統的深層政治價值觀所展現的政策實踐,也是忽而急獨忽而親中的陸委會賴幸媛主委之政治人格所表現的政治行為。在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為劉曉波先生準備了一把空椅子。在台北,台灣官商要人們迎接一位中國政府代表的宴席上,則是一把空椅子都沒有--座無虛席。

一把空椅子都沒有,一句為中國人權的抗議都沒有,所顯示的是國民黨政府及其官商集團非常虛無的價值觀以及非常孱弱的性格。這樣的台灣政府,必然令世人感到驚異,當國際社會關切中國人權的時候,台灣政府是絲毫不以為意。從兩蔣反共抗俄時代到今天,隨著世局變化,國民黨並不是調整其價值觀--而是根本放棄了任何價值觀。

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是沒有信仰、沒有勇氣也沒有自尊的烏合之眾,除了選舉和商業利益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價值是屬於國民黨每個幹部或從政黨員所共有的。這樣的國民黨,沒有甚麼是不能出賣的,也沒有甚麼是不能被收買的,莫怪中共派來的陳雲林先生一次比一次更有自信,更有豪氣。他們看得出來,一個兩千多萬人的社會,要與十三億人只講經濟合作,而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這樣的台灣實在遲早是囊中之物,輕輕鬆鬆。

在上個世紀末期冷戰體制瓦解之後,台灣仍然屹立存在並且對人類如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就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華人文化,但又與世界民主國家共享進步的普世價值,包括崇尚個人自由、尊重信仰自由、愛惜生命與環境等。「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既是台灣的宿命也是使命,台灣高舉普世價值並不是為要羞辱中國,而是要度化中國,因此台灣必須與中國友好,但絕對不該為了討好中國政權而避談價值。不敢對中國推動普世價值,等於是否定了台灣自身做為一個獨特的華人為主的國家,在世界上必須存在的理由。

在台灣官方曲意迎合中共的這段期間,由於朝鮮半島的戰雲密布,東亞局勢又有了轉折。南韓在美國支持下,對朝鮮(北韓)採取強硬立場,進行砲擊演習。美日韓聯盟似乎有對分裂了六十年的朝鮮半島,進行最終局解決方案的準備。日本內閣通過了新的防衛大綱,對中國採取更為警覺防備的政策。有論者說這是新冷戰,有的說是準冷戰。在我看來這不是冷戰,是一個大國地緣戰略的重整,但對台灣卻也是重新思考國家總體戰略的時機,是我們重建以價值觀為核心但又符合國家利益的國家總體戰略的時機。然而期待在缺乏價值觀也無信心勇氣的馬政府領導(或不領導)之下重建國家戰略,幾乎是必定破滅的幻想。

發表於 2010/12/2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2-15

對外政策的價值觀

談對外政策,指的是國家涉外政策的總合,而非僅止於傳統定義的外交。因此包括國防、貿易、甚至傳播文化都在內。對外政策到底該不該有價值觀?也就是說,國家的對外政策,是要以各個不同當下的國家利益為指導,還是要有一套恆久的道德或意識形態做為核心?這當然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學院裡,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思想的科目,都涉及這個問題。近來發生的一些國際事件,又將把這個存在已久的難題,推到決策者與思想者的鼻子前面,讓我們想把頭轉開都不行。

維基解密(WikiLeaks,或稱維基洩密)對全世界政府都造成很大的困窘尷尬,如果還稱不上是危機的話。維基解密其實已經運作了幾年的時光,只是過去不被主流媒體所報導,因為維基解密就自我定位為一個無國界也無實體機構的新媒體。是因為維基解密披露了美國軍隊在伊拉克戰爭中濫殺平民的片段,以及阿富汗戰爭的軍事機密檔案,所以才大量被主流媒體所引用和報導。維基解密對全世界的對外政策圈,包括外交、國防官員和學者等,都形成很大的衝擊,這衝擊不僅僅在於某些秘密被公開,或是見不得人的行為曝光,更嚴重的是這整個專業(或產業)的道德形象完全被摧毀,或是被滑稽化(例如各國高官互相講壞話)。

當然,在維基解密之前,對外政策圈早就沒有甚麼道德形象,最主要是由於電影工業(美國好萊塢為主,但其他國家也有)太常以國安單位、軍方的陰謀背德行動為題材,弄得即使是三尺之童都對這個行業的人充滿了合理的懷疑。但是維基解密把過去編劇人員發揮想像力做出來的故事,置換成為真實人物、真實情節,只是更多了愚蠢和醜陋行為。這顯示出主要國家的外交與國防官員們,似乎在他們的專業實踐中,幾乎沒有真正的道德價值可言。更為破壞性的則是,即使以任何民主、和平或人道援助為訴求的政策行動,都不會被人們相信真的是那麼回事。民眾對於對外政策的誠實性會有更少更少的信賴。

朝鮮半島的戰雲逐漸聚集,兩韓對抗所引發的不只是周邊各國的國家利益問題,也帶來許多關於對外政策價值觀上的挑戰。兩韓六十年的對抗,是冷戰的遺產。冷戰是兩個國際集團基於安全理由的對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戰爭。在冷戰期間,所有的對外政策都有價值觀的成分,例如美國編組西太平洋防線是防止共產主義蔓延,而中國的抗美援朝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冷戰結束後,各國的對外政策都少了一些理念的口號,而顯得愈來愈個別利益取向。接下來,美日韓以及中國、俄國,各自要怎麼處理朝鮮(北韓),會再度引發政策價值的爭議。朝鮮政權是一個讓其人民活在恐怖與愚昧中的政權,它沒有辦法讓人民吃飽,更不讓人民享有基本人權。對這樣的政府,世界是要繼續姑息逢迎,還是該痛下決心把它解決掉,這也是極大的政策價值觀的挑戰。

發表於 2010/12/1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2-08

新韓戰與台灣

即使朝鮮半島再度爆發戰爭,技術上而言,並沒有所謂的新韓戰,因為舊的韓戰從未結束,只是在一九五三年兩韓簽署了停戰協定而已。然而,東北亞和整個太平洋局勢比起六十年前已經改變了很多,確實該用新的角度來看。

最該關切的是:六十年前的韓戰決定了台灣的命運--第七艦隊協防、經濟上的美援、冷戰體制在西太平洋的建構,確立了台海兩岸分立;而這次南北韓戰爭邊緣所牽涉的中美日變局,又會如何影響台灣的未來?

韓戰再起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著,因為兩韓對峙的局面,本質上是不可能永久維繫的。我在這個專欄裡已經寫過,南北韓不免攤牌,而能給朝鮮半島帶來終局解決的,很不幸地可能是一場戰爭。

原因在於北韓(朝鮮)既高壓又脆弱,這個國家之所以還沒有崩潰,根本是因為在戰略利益上環繞著它的五方(韓、中、美、日、俄),特別是韓、中、美,都沒有要終結掉它的決心,相反地在南韓內部左右兩派相持,以及中美力量恐怖平衡下一直姑息著,使得朝鮮政權還能苟延殘喘至今。但這種情況不可能再無限期持續下去。

從天安艦到延坪島的衝突,北韓所顯示的是亟欲藉由外部矛盾來轉移內部矛盾。號稱民主主義的統治家族第三代金正恩準備接班,或許勞動黨內部不無異見,我們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北韓的經濟民生問題相當嚴重。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金正恩好像發下豪語似的,說要在三年內把北韓經濟水平恢復到一九六零與七零年代,讓人民(如他祖父金日成所承諾的)「吃白飯、喝肉湯、穿絹服、住瓦房」。

一九七零年代北韓是比南韓進步強盛,但是今天的南韓在經濟與科技上已經達到世界大國的水平了,北韓卻還在希冀「吃白飯、喝肉湯」,還有不少人凍餒至死。北韓即使能夠回到一九七零年代,南韓卻已經遙遙領航二十一世紀。雙方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差距已經拉開到天地般懸殊,如此則兩韓的對峙還能夠延續到幾時?朝鮮的武力挑釁,反而是給美日韓同盟一個師出有名的機會。

南韓內部的左右派,對何時處理統一問題及該如何對待北韓,一直有很大的歧見。美國似乎給了南韓不小的壓力,希望李明博政府自己要強硬起來。如果要開打,美國也希望是南韓自己先動手。美國國務卿柯林頓夫人領著日本外相前原誠司與韓國外長金星煥在華府召開記者會,對中國公開施壓,表明美日韓同盟要求中國與俄羅斯配合,共同處理北韓。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打了電話,胡錦濤提醒歐巴馬,國際金融還得靠中國合作,中國將「堅決防止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就是要阻止美國對北韓用兵。歐巴馬也講白了,要「有效果的對話」,意思是無效的會談就不必了,而且要「消除半島不穩定的危險因素」,這裡面或許也包括了根除北韓政權這個選項。

在曾經參與會談的六方(韓、朝、中、美、日、俄)之外,如果有最直接的、利益攸關的第七方,那就是台灣了。中國與美國為了朝鮮半島而互相開戰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中美關係緊張,台灣處境會相當困難。一旦新韓戰真的發生,台灣就要做戰略與價值觀上的選擇。現在的政府「兩岸優先於外交」的路線以及非常缺乏價值觀的政策思維,將會受到嚴峻挑戰。那將是台灣進入另一個歷史轉折的開始。

發表於 2010/12/0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1-30

五都勝敗與民進黨再出發

五都選舉結果,國民黨稱勝,民進黨謂敗。豈如此耶?國民黨秘書長金溥聰先生認為,不以勝敗來看待這次選舉,但堅持黨的改革,繼續深化民主。金溥聰也說,此次選舉對國民黨有重要意義,一是國民黨堅持端正選風,二是堅持必須長期培養地方人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說,民進黨雖敗猶榮,但是民進黨的得票總數,已經可以和國民黨分庭抗禮。從兩黨領導者的勝敗論可以看出一些未來趨勢的端倪。

事實上,國民黨贏回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贏得一把冷汗;但是在大台南、大高雄卻輸得落花流水。金溥聰為了捍衛馬英九主席的領導路線,不得不強調在南部是長期培養人才,但是郭添財先生與黃昭順女士還會是國民黨下次選舉的候選人嗎?恐怕可能性很低。下次選舉之前,國民黨有機會在南台灣扳回劣勢嗎?大概也很困難。因此培養人才之說稍嫌勉強。金溥聰說大高雄的泛藍選票被楊秋興縣長拉走了一部份,這或許沒錯,但是如果楊秋興支持陳菊的話,陳菊市長的總得票會不會更多呢?在大台中市,原本以為穩居勝券的胡志強市長,竟然被民進黨選前徵召的蘇嘉全秘書長緊緊追上,國民黨應該更是吃驚。

民進黨在雙北的落敗,其實與兩都候選人的配置錯誤有關。雖然蘇貞昌先生強調執行力,但是台北市民對他在擔任屏東縣長與台北縣長的政績未曾感受,反而是對他做為民進黨的行政院長時,諸多的政治性動作有印象。市民在意的不只是執行力,也包括人格特質。蘇貞昌若是在新北市參選,其政績與執行力訴求會比較容易發揮。相形之下,蔡英文女士的人格特質與競選風格,若是放在台北市,或許勝算會比蘇貞昌高一些。

蘇蔡對調會更好,這是民進黨人在選前就已經知道的事實,無奈政黨決策往往並非理性,而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益盤算的妥協結果。假使民進黨能夠更優化其候選人的配置,未必不能夠在台北市與新北市勝選。相對的,國民黨卻沒有在南台灣能夠挑戰民進黨的人選。兩大黨的所謂勝敗,若不從結果來看,而從改變結果所需要的投入來看,則民進黨要再進一步,不會太費力;而國民黨要繼續推進,卻非常困難。這也是說,民進黨只要把握住正確的方向,其未來勝選機會是比國民黨更大的。

民進黨要贏得下屆總統大選,並且在國會席次上大幅成長,不難達成。民進黨首先需要黨領導菁英的共識,痛改執政時期沾染的不良習氣,重建人民的信賴,重拾民主的信念。在這方面,蔡英文在新北市長選舉所採用的全新競選風格,應該成為全黨的範本。蔡英文在謝票演說中講出:「我個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人民大眾)。」這是動人的民主信念的話語。很久以來,民進黨人的話語變為陳腐而失去真誠。一位過去從未擁抱群眾的知識菁英,真誠地說出這樣的簡單有力的話語,令台下的支持者和電視前的觀眾都動容。對民進黨來說,要扭轉勝敗,所需克服的障礙就是自己。民進黨該從蔡英文這句話重新出發。

發表於 2010/11/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1-29

五都結果與台灣民主

從五都選舉結果,看台灣民主短期(二到六年內)的發展趨勢,我認為整體而言是可以樂觀的。在這裡,我從三個角度來評估台灣民主,一是政黨輪替的活性,二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三是新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間。

五都選舉的結果顯示出台灣發生再次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提高了,這對台灣民主是好事。席次上國民黨是贏的,但是在得票上民進黨更勝。民進黨在台南高雄的選票大幅領先,顯示出其南台灣社會基礎的絕對優勢,短期內國民黨幾乎不可能翻盤。在北北中三都,國民黨雖贏,但是領先幅度並不大,這意謂著民進黨若是能夠再努力一些,朝正確的方向做更多調整,則國民黨的優勢是可以挑戰的。民進黨輸得少贏得多,國民黨輸得多贏得少,加總起來,兩年後總統及立委選舉,民進黨的成功機會其實是不差的--當然,這兩年雙方的表現會決定消長。

相較於以往的大型選舉,這次五都選舉中,公共政策的討論是存在的,儘管仍不令人滿意。新北市長當選人朱立倫先生的三環三線發展策略,在選戰中較為突出,對他的勝選應該頗有加分效果。蔡英文女士著重社會政策,刻意避開政黨統獨鬥爭的話題,顯示蔡英文擺脫民進黨舊習氣的決心,值得給予很大的敬意。

在大高雄市,楊秋興先生強調招商成績與文化建設,有助於提高他參選的正當性,可惜後來還是用了負面文宣。較令人失望的反而是台北市,郝龍斌先生與蘇貞昌先生這次對決,留給未來記憶的就是花博與弊案。蘇貞昌雖然強調執行力,但是在一些政策問題上故意含糊,讓人不知執行力的方向在哪裡,這不能說與他的敗選完全無關。

五都市長選舉過程與結果,也揭露了中間選民的具體存在,以及「第三社會」的稀微空間。中間選民不等於「第三社會」。中間選民可能搖擺於兩大黨之間,而「第三社會」則有意識地抗拒兩大黨的聯合壟斷。可以這樣說,中間選民是潛在的「第三社會」,而「第三社會」則是進一步覺醒的中間選民。

五都市長的競選議題,較少族群與認同問題的操弄,固然因為這是市長的選舉而非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但也因為政黨及候選人都很明白,都會地區的中間選民較排斥惡性分化的選舉操弄。對於中間選民存在(並且能夠左右選舉結果)的認知,促使候選人與政黨採取較溫和講理的競選方式。

五都選舉關係到第三政治力量生存空間的,主要在市議員選舉。大高雄市有一位親民黨籍的市議員吳益政先生,連任第三次成功。他採取清新的競選方式(如腳踏車隊),訴求「碳中和」(低碳交通與綠建築等),同時也務實經營選區,協助解決小市民困難(如攤販的生存問題)。更難得的是競選團隊人才濟濟,甚至有市府前局處長為共同理想而投入。我在吳益政身上看到正確的第三政治力量的經營模式。

台灣綠黨這次提名五位候選人,投入雙北市議員,得票也成長很多,特別是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選區的王鐘銘先生,是一位年輕也無政治經驗的文化社運工作者,竟能一舉拿到佔總票數百分之七點五的八千多票,這顯示都會邊緣市鎮地區有許多選民對兩大黨陳腐的地方政治感到厭倦,對新選擇有很高的渴望。新的政治力量若能夠不放棄理想又能務實經營,是有相當多的民眾會願意支持,這就是有意識的「第三社會」,而不僅僅是消極的中間選民。

但是第三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速成、不可能偶發,更不能仰賴個別的政治明星。楊秋興先生是一位極優秀的高雄縣長,也很認真地打了大高雄市長的選戰,但是他的選舉不能做為第三政治力量的典範,原因在於他並未做好思想的準備。楊秋興結合了許多宗教、社團和地方人物,請了前省長宋楚瑜先生來助講,但是他缺乏將這些雜多力量統合在一起的論述。為了引發棄保,他的競選主軸竟然採用了「反菊總動員」,使得他的參選意義淪為個人與地方恩怨,非常地可惜。行政表現傑出的楊秋興縣長,是有走出第三條道路的條件,然而他必須朝新的方向,看得更高、更遠。

周奕成(專欄作家,新議程研究室主持人)

發表於 2010/11/29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2010-11-24

兩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發生了互相砲擊事件。今年三月發生天安艦事件後,兩韓緊繃的關係難以避免的終究要爆發。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兩韓四十多年維持和平,在一九九九年兩韓的軍隊首度交火,導致一艘北韓軍艦沉沒,數十人喪生。自此十一年來,韓國與朝鮮陸陸續續發生了多次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朝鮮半島做為東亞的火藥庫,確實展現了其易燃的性質。

朝鮮半島上的韓民族分裂為兩個國家的狀態,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是很難永遠維繫的。兩韓的實力對比已經相當懸殊,南韓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遠遠超越北韓,更何況北韓的極權政治體制面臨著第三代接班的挑戰,隨時可能從內部爆發危機。這和七零年代之前,北韓接收了日本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又從蘇聯獲得大量科技援助,而南韓則百廢待舉的情況,歷史前後對比有極大的差異。

北韓這個荒謬而脆弱的極權國家,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一方面是它用發展核武來恐嚇日本與美國,但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國在地緣戰略上需要它來做與美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另外一方面,南韓國內對統一方案以及對北韓的政策有很大的爭議,南韓也很害怕分立局勢突然打破,在沒有良好準備下,驟然接收北韓大量貧困人口,南韓的經濟會被沖垮。不只是北韓政權自己在苟延殘喘,而是各方勢力都還沒有決心要改變現狀,使得朝鮮半島的兩韓分立勉強維繫下來。

相對地,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卻在這三年來,進入一個和平狀態似乎穩定鞏固的階段。台灣海峽這個東亞的另一個火藥庫,看起來已經拆除了引信,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到了極低。頗為弔詭地,在一九九零年代,「台-中」與「韓-朝」這兩組分立國家的關係卻不是如今天這樣。

一九九四年第一位出身反對派的韓國大統領金泳三上任,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配合推動了四邊會談。一九九八年民主運動領袖金大中當選大統領,逐步推動「陽光政策」,尋求與北韓的「和平、和解、合作」,彼時韓半島的氣氛是和緩的。卻是在台海兩岸,由於中國政府對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極度不信任,對台灣人民採取武力威嚇,發生了兩次台海飛彈危機,兩岸衝突似乎一觸即發。

台灣海峽的雙方,以及三十八度線的兩韓,在歷史上有非常深的糾葛。中國抗美援朝,直接介入韓戰,而台灣則在韓戰的歷史機緣下得到美國的援助。二次大戰結束後繼起的冷戰體制,給全世界留下了四組以意識形態互相對抗的分立國家:台灣與中國大陸,南韓與北韓,西德與東德,南越與北越。東西德和南北越已經統一,還未解決的就是「台-中」與「韓-朝」這兩組非常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半島上兩韓的統一應該不會太久,只是經由和平途徑或是一場非預期的戰爭。牽涉朝鮮半島的各國幾乎都不想發生戰爭,但是難以維繫卻勉強撐著的現狀,或許會被規劃之外的戰爭所打破。台灣海峽兩岸的分立則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所改變,但是發生戰爭的機會卻應該是能夠被控制住的。台海永遠和平的可能性遠高於朝鮮半島,希望是如此。

發表於 2010/11/24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1-17

歐巴馬的亞太戰略

這個星期,美國總統歐巴馬結束了他十天的亞洲訪問。歐巴馬的行程包括了印度、印尼、韓國及日本,也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及在韓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差不多同一段時間,美國國務卿柯林頓夫人訪問了澳洲、馬來西亞與柬埔寨,國防部長蓋茲也在亞太區域出席多項會議。美國企圖鞏固在亞洲的影響力,但是以結盟而非單邊主義的方式來進行--這也是歐巴馬在建立他的亞太戰略。

歐巴馬的亞洲之行,安排在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大敗之後,正是歐巴馬的領導力遭受到質疑的時刻。歐巴馬當然深知,即使在外交政策上獲得成功,也不代表國內聲望必然上升。但是歐巴馬在對外政策上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於自己的魅力和感召力也頗有信心,他認為親自進行盟國邦誼的再鞏固是有絕對必要的。雖然這趟亞洲之行頗有媒體批評以為收效不豐,甚至直言是個失敗,然則歐巴馬本人絕對不這麼想。

歐巴馬在出訪第一站印度大城孟買,就高調地宣布美國和印度簽訂了總值百億美元的二十多項合約,提高了世人對他亞洲之行的期望標準,於是當後來他在韓國無法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更無法在首爾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動員各國共同施壓中國放寬匯率管制,這使得國際輿論很快地使用了諸如「失敗」或「侷限」等字眼來形容這趟亞洲之旅。

然而歐巴馬很清楚,不論這一趟被評價是成或敗,他的亞洲訪問是必要的,而且以後還得持續去做。歐巴馬自己的辯解也沒錯,外交工作是看長期效果,不能看立即結果。媒體看得見的是各國元首的公開聲明,卻看不見許多發生在各國領導者在情感和思維上的改變。美國在亞太地區強化其戰略佈署的建構,確實是需要來來回回重複的撒種和灌溉,並不是一趟出訪就可以收成的。

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所要展開的亞太戰略,毫無疑問即是針對崛起的中國。這次所訪問的印度、印尼、韓國、日本,正是環抱中國大陸的亞洲重要國家。其中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持續改善,在美國布局中尤為重要。而對於印尼和澳洲的高度重視,也代表美國在亞太的布局是全面的,特別是中國在東南亞及南太平洋的勢力急速擴張,美國必須穩住自己在這區域內的優勢。

在歐巴馬總統與國務卿柯林頓夫人出訪亞洲之時,前總統柯林頓先生正好受邀到台灣演講。這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但是卻令人尋思歐巴馬路線與柯林頓政策的異同之處。柯林頓總統的對外政策過去頗受批判,被認為是缺乏原則又前後不一貫。歐巴馬的戰略思想還沒有清楚地展現,可以判斷的是將會比柯林頓更富有理想性,但是否軟弱搖擺則未可知。

針對台海,柯林頓在台北演講時說,他一貫堅持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也暗示大家要記得他在一九九五年與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時,曾派出航空母艦維護台灣的安全。歐巴馬面對的是遠較當年緩和而穩定的台海局勢,但也面對一個遠比十多年前強大且在亞太擁有更大影響力,甚至更有野心的中國。整體而言,歐巴馬在亞太的課題比柯林頓要困難得多。

發表於 2010/11/1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1-10

為什麼不敢補助陸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以下簡稱陸生)到台灣來,我們的政府或教育機構是否應該予以鼓勵?該不該提供經濟誘因如獎學金補助?這應該是個可以討論,而且值得好好討論的議題。但是在藍綠對抗之下,綠營將這個問題硬扣上馬政府親中賣台,而藍營則在民意壓力下迴避這個議題。於是台灣的國家利益遂無法經由理性的政策討論而得到實現。

站在對台灣有信心(綠營一向如此宣稱,藍營也這麼說),並且要用台灣民主去影響中國大陸(藍綠都曾經這麼說)的立場,招收陸生到台灣來,讓他們接觸台灣的自由民主,回到中國之後能夠幫台灣講話,甚至改變中國,這豈不是本小利大並且收效長遠的做法嗎?這樣的策略思考,其實兩大黨裡的決策高層都懂。不說前後擔任過陸委會正副主委的兩黨主席,包括所有兩岸政策智囊都很理解,甚至說在這問題上頗有共識亦不為過。

兩黨高層之所以頗有共識,主要原因來自於對美國國家戰略的了解。美國的外國留學生名額,一向是其對外政策的一部分。由於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美國長年以來持續增加對中國留學生的名額,而主要的大學也很有默契地提供更多給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二零零九年)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有九萬八千多人,約佔所有留美外國學生近百分之十五,中國現在是僅次於印度的留美大國。

當然台灣不比美國,但留學生政策做為國家戰略之一環不無可取。然而在兩黨與民意的互動下,台灣的中國留學生政策偏向保守。今年八月間,立法院通過的所謂「陸生三法」(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相關修正條文),設立了所謂「一限二不」原則(指「限制承認大陸醫事學歷」,「陸生不得報考與國家安全機密相關系所」,「大陸人民除非在台定居設籍並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不得持大陸學歷參加公務員、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並且第一年只開放兩千名陸生來台。

不提當時發生立法院的暴力,民進黨還在這幾個法案上做了違背其基本價值的表態,包括「陸生學雜費應為私立大學台生的兩倍」。這樣的立場,等於是設下了「只歡迎中國有錢人和幹部子女」的門檻。民進黨在過去在野時代乃至執政時期,都不曾有過這樣的立場,只能說是該黨立法委員素質極嚴重的倒退。

國民黨畏於被抹紅的民意壓力,或者說其中有些人因行為媚共而產生的心虛,不敢支持用政府預算給陸生提供獎學金。陸委會現在為了反擊名嘴主持人的指控,一直說只有用「中華發展基金」提供來台研究的短期補助,這卻是一個可笑的表態。事實上,來「研究台灣」的很多學者都具有中共黨政關係,反而是最不需要補助的,即使每年金額幾乎微不足道。

台灣應該提供給清寒優秀的陸生更多來台留學的機會,不應該補助來「研究台灣」的特定人員,而該補助一般性的學術教育,就好像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其主要就讀科系是商管、科學、社會人文學科等等。如果政府不能做或不敢做,那麼大學校長們應該找大陸台商或來台陸商捐助設立這樣的獎學金。以每年兩千名陸生,若其中兩百名值得獎助,每人每年給十萬元台幣,總額不過兩千萬元(從台商宴飲酬酢的費用撥一點零頭就夠了),絕不會排擠台生的權益,卻是為台灣和世界的公益投資。

發表於2010/11/1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1-03

五都選舉與兩岸關係

台灣選舉之所以受到世界關注,主要在於「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什麼影響?」做為一個台灣政治的思考者,免不了被要求談談這個話題,我的立即答案是:沒有影響。

之所以會回答「沒有影響」,當然不是真的以為沒有影響,而是想要提醒所有關注這個問題的台港中日美歐專家學者們,選舉結果與兩岸關係並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想要從台灣選舉去分析兩岸政治,要避免過度解讀。

選舉結果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傾向。民意的體現當然會回饋到政府與政黨的兩岸政策(或曰中國政策)制定上,從而影響到兩岸關係。但是這樣的影響充其量是間接的,是微調式的,而非方向上的或者大規模的影響。

三個多星期後要舉行的五都選舉,既不涉及中央政權的交替,選舉結果誰勝誰敗,不會對兩岸政策或兩岸關係有根本的影響。影響較大的不是選舉結果,反而是五都市長的產生本身,造成對政策決定機制的衝擊。

北北中南高五都,總計有一千三百七十萬人口,約佔全台灣總人口的六成。五都市長所代表的新民意,當然是中央政府絕對不敢忽視的。五個都會所面臨的問題,在兩岸關係的面向上有其共通點,即是如何促進投資、貿易與觀光,乃至教育文化交流,同時又要避免對物價、就業上的衝擊。

台灣正進入一個歷史上特殊的時期,即是短期內面對大陸中國巨大衝擊的時期。未來的五都市長,不論屬於國民黨或民進黨,都必須處理諸多的兩岸事務,包括開航、招商、促銷,乃至往訪。五都市長不可避免地會擁有自己的兩岸政策幕僚,甚至自己的兩岸密使、溝通管道--而中共也不會吝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

以後台灣每一位縣市首長都擁有自己的小小陸委會,自己搞一套大陸政策。這對中央政府將造成很大的挑戰。政府很難用中央的兩岸政策去規範以民意為名的五都市長。

對國民黨尤其如此。重回執政兩年多來,國民黨政府在施政上幾乎完全著重於兩岸交流,但卻缺乏宏觀一致的理論來指導其政策,不知道何時該進、何時該收,僅僅看到一種唯經濟增長論逼迫著更大的開放、更多的交流。國民黨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很快就要面臨失控,國民黨籍的縣市長若是在兩岸政策上走得比中央政府更快更猛,中央根本沒有對其施加約束的正當性。

對民進黨而言,當家執政是造成其調整兩岸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首長當政,其兩岸政策愈加務實。這樣的情況也會對民進黨路線形成挑戰,因為民進黨籍的五都市長會與國民黨市長一樣,必須積極地處理兩岸事務,結果會造成一種詭異的雙軌體制,亦即黨的理論和宣傳講一套,執政縣市長做一套。

民進黨市長在國民黨中央執政下,比在民進黨中央執政下更能夠積極地推動兩岸交流,但黨中央在理論上尚無法將其行為正當化,於是縣市長施政與黨中央論述將造成各行其是的雙軌路線。這樣的雙軌路線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是可以運作的,一旦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就行不通了。中央執政的民進黨勢必修改政黨的兩岸論述,否則無法持續推動兩岸交流。

總而言之,五都選舉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並不在誰贏誰輸,而在五都選後的政治結構。問題很大,時間不多,主要政黨領導者以及下屆總統參選人必須儘早籌謀對策。

發表於 2010/11/0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0-27

星光大道下的中國與台灣


要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可能有一半的人不願意。另外一半人呢?那還得看中國的定義是甚麼。這對海峽對岸的許多人聽起來相當刺耳,但這是台灣民意的現實,也是兩岸知識份子必須去理解、去面對、去處理的現實。

無可置疑地,在長期政治體制分立下,台灣社會早已經發展出獨特的國家認同。這獨特的國家認同並非必然等同於台獨--同樣,這也得看台獨的定義是甚麼。台灣的獨特國家認同其實不排斥中華文明。絕大多數抱持台灣認同的人們,從來不曾想過要去廢除漢字、否定自己與中國大陸的淵源。只是台灣人這樣的國家認同,確實已經使得兩岸的政治統一成為不可欲也不可行。

台灣的國家認同是持續成長的,並且隨著年輕世代不斷加入社會中堅,而有愈強大的趨勢。原本有些人預期,在馬英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由於擴大的兩岸交流以及教育和傳播政策的改弦更張,台灣認同能夠被壓抑下去。長年進行的民意調查則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在這兩年並未消退,反而成長。

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樣的認同發展趨勢是可喜的。畢竟,有強固的台灣認同,使得台灣社會更有追求進步文明的動力,也能夠塑造強大的共同體意識,確保台灣的自主與安全。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的分立,對整個中華文明而言是件好事。政治的分立而非對抗,造成良性的緊張關係,使得社會有反省力,文明更有活力。

但是在深思者的眼中,台灣認同發展在進步中潛藏著危機。絕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拒絕被中國統一的意志,與中國人民,特別是在中國社會逐漸自由開放下,可能對統一台灣有愈來愈高的興趣和期待,這兩種集體意志發生衝突的機會提高了。最弔詭也最危險的情況是,北京政府尚能保持理性,在穩定中謀求漸進的和平發展,而在中國內部卻有激進的社會勢力,要求為統一與台灣對決。假使激進勢力一時成為主流,則兩岸和解的走勢就會扭轉。

兩岸接觸與交流的層面擴大後,原先政權與政權的對抗緩和了,反而是社會與社會的矛盾激發了。自發性的民間矛盾與個人或團體衝突,會在缺乏一種共同認知架構的情況下層出不窮。上周發生的中國代表要求台灣團以「中國台灣」名稱出席,而造成兩岸電影人沒走上星光大道的「東京影展事件」,假若事實確如兩岸官方所定性(定調)的,是中國代表的個人行為,那麼這種個人行為的背後,還有相當強大的集體意識形態脈絡。

要台灣人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比要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還要更難以接受。原因在於「中國」在一般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知上,是一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有的政治符號,而非民族或文明的意涵。參加東京影展的中國代表,他對此無法理解,自命為上國天使,蠻橫地要懲罰拒絕稱臣的化外之民,當然造成台灣人的反抗。

和這位中國電影官員心態相同的,是那些因為台灣美麗女明星哭了,就歇斯底里要抵制她的中國網民。未來,這樣的對台灣拒絕附屬於中國而感到沮喪憤怒的中國「憤青」、「憤中」、「憤老」會不斷跳上兩岸的舞台。除了靠政府克制以外,還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認知架構,來連結與協調兩岸人民的思想差異,否則兩岸人民是沒辦法一起走上和平共生的星光大道的。

發表於2010/10/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0-20

劉曉波獲獎爭議與中國民主化

劉曉波先生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也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圈子裡造成不小的爭論。支持劉曉波的不用講,有的是肯定他個人的貢獻,有的認為他是以中國民運之代表而獲獎。反對劉曉波的則是批判他的一些言辭曾經對民運造成傷害,或是認為他反對中共的立場不夠堅定。

從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之觀點,我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或是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中國海外民運圈裡的爭議,對我們是比較陌生而不易分辨誰是誰非。由於涉入不深,我們不能也不必在民運的派系與路線爭論中選邊站。但看到劉曉波獲獎所造成的極為尖銳的對立和非常激烈的攻訐,直令人感覺有如地獄一般,頗為難過。

反對運動是不可能避免爭論的。這對於從台灣的八零年代走過的我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運動本來就有路線競逐,而既然是政治,當然也有權力與資源的爭奪。台灣經驗中,反對運動內部的批判曾經很劇烈,但那也可以說是思潮激盪的美好年代。或許是那個年代沒有網際網路,所有的訊息若不是口語就是出版,總是得稍微保持風度。種種批判攻訐再嚴重,似乎沒有中國海外民運的彼此詆毀那麼慘烈。

這樣看中國海外民運,不禁會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有點不樂觀。台灣的民主化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就是本土社會與外來政權的矛盾(或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的矛盾)。這兩個社會的對立雖然是歷史悲劇,也對後來台灣的民主深化和團結有負面影響,但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卻是創造出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台灣的民主反對派之所以能夠集結,很弔詭地受惠於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甚多。當年不論反對運動內部鬥爭多麼激烈,只要面對威權政府,大多數人終究能夠摒棄成見而團結在「台灣」的大旗下。中國民運缺乏了這項迫使反對派團結的結構因素,終於深陷內鬥不可自拔。幸好中國海外民運的貢獻終究會告一段落,中國民主化現階段的主流是方興未艾的民眾反抗與維權運動,而這竟然又和台灣民主運動主流由海外轉向島內的經驗若合符節。即使海外民運毀滅了,中國民主化運動不會消失,總會在人民大眾之中萌芽的。如此則又不必悲觀。

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是因為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外界干預。中國政府將劉曉波獲獎視為西方干預,我認為確實是干預,這干預本來就是理直氣壯的。隨著經濟力增強,中國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化方面,愈來愈不受世界的影響。一九九零年代美國還試過用貿易最惠國待遇當作逼迫中國改善人權的手段,後來在財團壓力下草草放棄。之後整個世界可以說對中共束手無策,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算是用對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並不是想看到西方世界藉由人權和民主議題來羞辱中國。當然有些人確實是如此,有些人談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目的就是要凸顯中國的專制落後。對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來說,我們的心和從歐洲或美國來看中國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把中國的人權與民主落後當做台灣的優勢,而該當做台灣的責任。在這點上我們沒有甚麼好迴避,也沒甚麼可退讓的。

發表於 2010/10/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0-13

中華民國的新定義

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慶日的前一周內,台灣發生了兩件小事情。一是在開南大學的一場國際大學籃球賽,學生在校園裡掛遍了中華民國國旗,導致來參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球隊掉頭離開。另一是在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上發生了一場沉默的愛國運動,可能有數千人或數萬人(人數無法估計)響應了把個人身分照片(profile picture)換成國旗的訴求,以此來慶祝國慶。

這兩件小事情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趨勢,對於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會很深遠,相形之下馬英九總統的雙十談話內容就無足輕重了。這兩件小事情,象徵了中華民國的定義,已經被台灣的新世代所改變。其實也不是被新世代改變,而是被六十年的台灣與兩岸歷史所改變,然而由新世代透過直覺的行動而確認下來。這個中華民國的新定義與意涵,既不同於任何統派,也不屬於傳統的獨派;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理論無法統攝,民進黨的台獨理論也難以涵括。從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誕生了。

學生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面前掛起中華民國國旗,是一種爭取尊嚴的抗議,不僅抗議霸道的客人,也抗議軟弱的政府;他們的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不是那個宣稱領土包括大陸的虛假中國,而恰恰就是台灣。在臉書上貼國旗的人們,很難歸類他們的政治屬性,從深藍到深綠都有。有的人貼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最初的五色旗,這些人可能是不認同國民黨,因此不願貼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國旗,但他們又接受中華民國,因此也不是要更改國名國號的獨派;有趣的是他們認同了一個不曾代表過台灣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至少經歷過台灣的本土化,但初年的民國卻與台灣歷史幾乎少有關連,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是認同中國的?

十月發生的這兩件小事情,可以配合著一個月前的一份民意調查來看。聯合報公布於今年九月十一日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民選擇與中國統一的人數比例,包括急統與緩統都愈來愈低,而緩獨與急獨比例都升高,更有過半受訪者選擇永遠維持現狀(略相當於接受「已獨論」)。中共對台學者與急統派對此情況感到急切的憂慮,有的甚至建議中共對台灣採取非常強力手段,包括對台武嚇或對日奇襲(藉由釣魚台爭端),來扭轉此一民意趨勢。

這些建議當然是完全的愚昧,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新民意缺乏同情的理解,無法正確解讀其意涵。聯合報九月民調所顯示的,正是十月這兩件與中華民國國旗有關的小事情的背景脈絡。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中華民國新認同已經成長,並且會更加茁壯。這種新認同卻未必拒斥台灣與一個概念上的中華之間的關連。可以說,這種新的中華民國定義,是具體的台灣認同與抽象的中華認同的有機的綜合體。未來兩岸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從這台灣新世代的新認同來展開。

發表於 2010/10/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10-06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

來到了十月,很快就要進入中華民國的第一百年。未來的一年到十年之間,台灣比任何時候更需要新的「中華」理論--關於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中華民國與「中國」和「中華」的關係,以及未來的「中華」該是個怎麼樣的中華,還有台灣在這未來的中華形成過程中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要讓自己能夠搞清楚未來的方向,但又不僅如此。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因為台灣有機會能夠影響未來的「中華」如何形成,因此台灣之所以需要有新的中華理論,不只是為了台灣,也是為了「中華」。易言之,台灣與這未來的中華之間並非一種因應或對抗的關係,相反地是一種有機的互動連帶。

在發展台灣的中華新論之開始,必須先界定我們目前的立足點,否則無以策勵前程。台灣的國家即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的一百年裡,有六十多年在台灣。離開了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即沒有附著之處。不管國民黨與民進黨各自有怎樣的宣稱,從事實來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這樣的事實,是一切未來想像的出發點。抹煞這個事實,也就是扼殺一切未來的可能性。

固然國民黨政府於二零零八年重新執政之後,在其「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表述裡,不認為中華民國即是台灣,卻採取了回歸到一九九一年修憲終止動員戡亂之前的立場,即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但這種理論的重新採用,並不僅是為了中國,同時也是為了台灣。這是為了台灣與中國交往的需要,而被迫採取的一種立場。

從兩岸交往需求的角度來看待國民黨式的一中表述,才會得到較為完整公允的評價。獨派人士過度批評馬英九政府的一中表述之統派傾向,卻無法提出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因為台灣確實存在著與中國大陸交往的需求,而一個中國表述是對方設下的前提。

未來一年內,國民黨政府的兩岸政策會面臨更多來自統派的理論挑戰,原因在於中共方面愈來愈懷疑馬英九總統的一中表述之誠意與實效如何。統派理論家包括了台灣內部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急於向中共輸誠表態的知識份子,以及對岸的既與島內統派呼應又實際上引導著他們的半官半學的對台專家們。但這些統派人士只是批判馬政府促統不力,尚未能指出馬政府的一中表述實際上服務了台灣的需求。

在十分詭譎的年代,各類政治論述的內容和意圖以及效果之間的關聯往往也相當弔詭。國民黨的一中表述不讓急統派人士滿意,也不像獨派人士所指控的那麼出賣台灣,只是這種論述進退維谷,不能把台灣帶到任何地方去。事實上影響兩岸最大的結構因素並不是台灣政府做怎樣的宣稱,而是中國崛起與大國權力均勢的改變。兩岸正朝向統合的方向發展,惟歷史有其節奏和步伐,台北與北京的政府假使更急切一些,也無法把這節奏調得更快一些,只可能有負面的效果。

台灣之所以需要新的中華論,當然不是要催促政府在兩岸統合路上走得更快一些--急切的統派不僅是害台灣,也會害中國。台灣要有新的中華論,是要讓台灣社會能夠穩住腳步,依照最佳的途徑來描繪未來的中華。一個由台灣參與規畫的未來中華,才會是對世界有正面貢獻的中華。

發表於 2010/10/0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9-29

美國與釣魚台

過去一周內,為了中國漁民在釣魚台遭受日本政府拘捕的問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變得高度緊張。由於牽涉到雙方的國家尊嚴問題,這樣的緊張關係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應該不至於再惡化下去。釣魚台畢竟不屬於中國或日本真正的核心利益,雙方不可能為此將衝突升高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釣魚台問題所牽涉的、最耐人尋味也最挑動局勢的,反而不是中日兩方的態度,而是美國的立場與戰略。

中國對日本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包括外交抗議作為、中止觀光參訪,乃至停止稀土原料出口等,終於使得日本政府讓步。先前雖然聲稱是依據日本國內法處理而行政不能干預司法,但後來以檢方看法為由而提前釋放了被捕的漁船船長。日方放人使最緊張的情勢暫時化解,但後續的對抗仍在進行,包括中國漁政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與自衛隊船艦飛機的周旋對峙等。

在日本稍做退讓之後,中國反而開始質疑:在釣魚台問題所牽動的中美日關係上,美國的立場與角色到底是甚麼?中方有些分析家的認知是美國在此火上加油,甚至在背後撐腰策動,而動機皆指向美國意欲藉由釣魚台問題再度強化美日同盟,抑制中國在亞洲的區域霸權地位。美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最近的表態是:對釣魚島主權歸屬,美國沒有意見,但日本實質管轄範圍即屬於美日同盟協防的區域;美國重申對日本安全保障的承諾,也要求日中雙方透過談判途徑來處理爭端。在中國一些分析家的眼中,這是美國為日本對抗中國背書,也是在鼓勵日本政治上的親美力量。

美國是否利用釣魚台介入中日關係?從歷史來看,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立場有其脈絡。由於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其劃入沖繩縣的釣魚台群島隨琉球群島一併交由美國管轄。一九七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也包括了釣魚台群島,造成日本對釣魚台的實質控制。本來美國支持日本對釣魚台擁有主權,後來改為不對釣魚台主權問題採取立場,表示美國交給日本的僅是行政權,因此不影響任何一方對釣魚台的主權宣稱。

在主權問題上,美國採取的是中立態度,避免觸犯當年的中華民國以及後來與美國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點自從一九七零年代以來美國不曾改變。然而在釣魚台究竟是否屬於美日同盟範圍問題上,美國官員有過立場的調整。在柯林頓政府時代,美國官員曾經模糊以對,造成日本的疑慮。日本所在意的並非美國是否為釣魚台問題將與日本並肩對中國作戰──日本自己也不會為了釣魚台和中國打仗。日本擔憂的是美國在中國影響下,悄悄改變美日同盟的有效範圍與強度。到了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對亞洲政策重回以美日同盟為核心,明確強化了對日本安全的承諾,在範圍上也包括了釣魚台。

現在的歐巴馬政府,在亞洲戰略上似乎是柯林頓與小布希的綜合修正版,既改善美中關係卻又重視美日同盟。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國應該不必過度反應。美國固然有其透過美日同盟穩定其在亞洲領導力的圖謀,但不可能藉由釣魚台來打壓中國。中國也不宜在與日本關係緊張時,另開戰線與美國衝突,這除了滿足少數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情緒衝動外,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發表於 2010/09/2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9-22

不讓釣魚台的釣絲糾纏

釣魚台好像有一根歷史的釣絲,百年前開始纏繞著台中日三方,從上個世紀七零年代起,牽動著台灣幾個世代熱血青年的心,而這條糾纏的釣絲,在未來幾十年內大概也解不開。每隔幾年,這個總面積六點三平方公里的無人小島及岩礁群,總會發生個漁船糾紛,藉此讓人們想起它的存在。

釣魚台的存在,是一種尷尬,逼使台灣人去正視和思考我們自己存在的尷尬。生存於不利處境下的國民,儘管在理論上擁有所有應有的權利,但現實的無奈總迫使我們不去主張或行使那些權利。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舉行的記者會上,日本記者質問,如果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那為何中國漁船侵入的時候,台灣沒有採取保衛領土的行動?

這是一個很愚蠢但也直接的問題。釣魚台長期被日本佔據,台灣若要捍衛,則衝突的對象首先是日本而非中國。但若侵入者是中國大陸漁民,理論上我們應該扣留並遣返。但對台灣人民來說,我們心底很清楚,釣魚台是我們的,僅僅是個宣稱。台灣宣稱擁有而實際上不擁有的,遠遠超過釣魚台--國民黨政府告訴我們中國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人早已不會被宣稱與事實之間的差異所困擾。

台灣在這類的衝突矛盾中,到底該如何尋求我們自身的定位?有些附和著要去保衛釣魚台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好像在尋求一個慷慨激昂的對日決戰點,還有人說要搞千船齊發光復釣魚島。在中國大陸逐漸升高的對日強硬氣氛下,在台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頗受到鼓舞。但我相信,我們的政府領導者尚能保持清醒理智的頭腦。

兩年前的六月,在釣魚台發生台灣漁船被扣事件時,我曾在其他專欄寫過,釣魚台三個字正好代表台灣在此議題上三個層次的國家利益:保釣、保漁、保台。保釣是保衛領土完整性這個象徵大於實質的訴求;保漁是保護漁民安全並擴及海域的石油資源等實質經濟利益;保台則是維護台灣自身的國家安全以及平衡的區域角色。很顯然地,保台優先於保漁,保漁優先於保釣。這才是深思熟慮的愛國者的思維。

中國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升高,對台灣也會造成一些表態的壓力,這正是考驗台灣在與大陸關係改善後,是否能夠維持對外關係的自主性。政府在此任何無謂的表態都是錯的。台灣有台灣自己的立場和利益,既不是依附日本也不該屈從中國。台灣民間知識分子更沒有必要在大陸的輿論壓力下表態。釣魚台不會引發中日決戰,中國與日本不會在釣魚台問題上決裂。中日政府都會很清楚,兩國的共同利益還很大。日本雖然剛改組內閣,從人事上看起來似乎有從先前小澤派閥勢力下親中路線走回傳統親美路線的趨勢,但不至於刻意挑起爭端,因為與中國衝突絕非日本此時的利益所在。中國方面短期的民族主義情緒操作,也不至於讓政府領導者昏亂。和平與合作是東亞主流走向,也是台灣長遠利益所在。

發表於 2010/09/2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9-15

黃金十年與十年政綱

馬英九總統提出「黃金十年」,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提出「十年政綱」,看起來兩大黨領導者都對未來十年懷抱著遠大的志向。要評價兩大黨所規劃的十年願景,我們先從客觀角度看看,就台灣所處的華人世界與東亞區域而言,未來十年究竟是怎樣的十年?

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得回其應有的世界地位的十年。中國經濟可望繼續增長,但是知識中產階級的人數擴增,將迫使共產黨政權不得不面對遲早發生的社會激盪與政治革新。東亞文明將會翻新而顯示出對全人類更大的重要性。在這樣的十年裡,台灣由於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尚未完全喪失,還有機會對中國發揮一種具有抗衡張力的正向拉動力量。評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與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極重要的是看兩黨願景是否能建構台灣如此的特殊角色。

馬英九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所期待的「黃金十年」,並沒有指出台灣如何強化或至少維繫自主地位,並以此帶動中國大陸的進步。相反地,馬政府心目中的黃金十年,是台灣攀上中國經濟的驅力而被帶動。馬政府認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的簽訂,是所謂黃金十年的開啟。在馬政府的世界觀裡,台灣一旦與中國降低了關稅,促進了貿易來往與投資,然後形成共同市場,就是一切問題的解答。

國民黨黃金十年的想法,建立在非常簡化的意識形態之上。自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台灣經濟自由化起,一種解除管制、放任財富積累與剝削的放任資本主義就徹底給國民黨人洗了腦,從此不再以總理信徒自居。這個思想陣營(其中大部分人沒有思想但忠於陣營)九零年代以來極為壯大,把放任資本主義的教條都化為了常識,彷彿除此之外再沒有了經濟學,所有違背的思想都不值得討論。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將會是國家最大功能在於招商的十年,也是政府最主要工作在於開標發包的十年。馬總統提出黃金十年的口號後,政府將政策研擬的工作用八百萬台幣發包給中華經濟研究院,只是無數案例中的一個小例,說明政府如何失去執行業務的機能。而未來政府最大的政績,也會放在如何吸引外資、中資。

當招商成為政府的第一優先事項,領導者會幾乎完全失去判斷力與自信,而傾向認為外資或中資企業的觀點,就該是政府的觀點,甚至往往過度揣測投資者的心意。先前馬總統擔心桃園機場捷運車站太多,開到台北超過三十分鐘,會讓台灣「沒有競爭力」,竟然不顧規畫專業與程序而要求減少站數,這個案例完美地說明了領導者是如何被「競爭力」的想法折磨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如果少了制衡與批判,極可能成為在放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大膽冒進,缺乏同情心、缺乏敏感性的時代,也可能成為強者狂暴、弱者無告的時代。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表面看起來金光閃耀,實質上只是鍍金的十年。

民進黨的十年政綱尚未完全公布,還不知道其中國政策部分將如何應對未來十年的客觀情勢。但是從民進黨失去中央政權之後的所謂反省思考的層次,可以判斷民進黨不可能提出大幅革新的主張。對於維繫台灣的獨立自主,民進黨可能會有很多口號,但是對於如何拉動中國大陸的改革進步,以一個基本立場反中的政黨則幾乎不可能做到。

發表於 2010/09/1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9-08

兩岸的文化是不是政治?

文化是不是政治?來台訪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蔡武先生,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也是一位國際政治教授,更是中共中央委員。他應該不會認為文化不是政治。台灣的行政院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先生,同樣是政治學者出身,很清楚自己被任命為文化政策的最高官員是出於政治的理由,他也不可能天真地以為兩岸的文化交流活動是在政治之外的。

媒體報導盛治仁主委在接待蔡武部長的時候提議,說兩岸可以互設官方辦事處,但這樣的提議卻遭到陸委會官員的否認。有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哪位官員以為兩岸的文化事務不屬於政治,可以自由發揮不受約束,而是國民黨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中心的戰略思想,以至於連盛治仁這麼懂政治的文化官員,都會有個人的突發奇想,而說出冒進的提議。

我先前在這個專欄寫過,馬英九總統與幕僚們再不建立起這個政府在國家定位與兩岸上的戰略思想論述,則政府的兩岸政策將如脫韁野馬易放難收。往後每位縣市長、乃至每個立委,不分藍綠黨派,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小小陸委會──透過自己的人脈與北京或中國各省聯繫,各搞一套大陸政策。這其實就等於沒有政策。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是我方的正式代表,但他的想法是否代表我們政府的路線?江丙坤說明年江陳會要討論文化議題,陸委會也否認,那麼是江丙坤先生也有一套自己的大陸政策?

那麼兩岸的文化是如何政治呢?中國文化部蔡武部長說,在ECFA簽訂之後,接下來還該簽一個兩岸文化交流協議,這類在經濟協議之後要建立所謂文化交流架構,在大陸那邊已經有不少人倡議,在台灣這邊也很有一些呼應。文化是如何政治的?從最淺的層次講,談文化是很政治正確的。兩岸經濟有了,就該有文化,誰敢說不要文化呢?但我很好奇,哪一位看過所謂兩岸文化論壇之類的人,會認為那是文化活動而不是政治活動?而蔡武先生也講得很明白,中共提文化交流是為了兩岸和平發展打基礎,這沒有陰謀,都是陽謀,兩岸的文化就是政治。中共有他的文化服務政治目的之陽謀,那麼我們的陸委會與文建會協調出個應對的策略了嗎?還是就各自隨便說說算了?

如果關心的真是文化,那麼中國的文化部長到台灣,我們不該只關心他對兩岸的看法,也該問問中國對內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產業政策,從過去的意識型態變成了賺錢掛帥。「十一五」以來,中共把文化完全當成產業在推動,要求文化產業的年增長率實現百分之十五,以國有資本主導,開放「非公有資本」共同發展,為的都是賺錢。台海兩岸現在都把文化當成產業來狂熱地搞,差別只在大陸的手筆大得多,因為賺得更多。在這樣的熱潮下,兩岸的文化交流指的是甚麼呢?不就是如蔡武說的「集中雙方的資金與創意」,一起搞更多的文化產業嗎?那不就是經濟嗎?那麼ECFA還不夠用?

兩岸官方現在所談的文化,放開所有的虛偽裝飾,其實質若不是政治就是經濟。文化如何了?我認為,文化永遠都在,政治和經濟弄好,文化才會是真的文化。現在與中國官方實在沒甚麼文化可以談。

發表於 2010/09/0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8-25

菲律賓是否淪為失敗國家

發生在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巴士劫持案,透過電視即時轉播,震驚了世界。退役警官挾持香港觀光客,用以傳達他個人遭受不公平的訴求,結果造成極大的悲劇,綁架者被格斃,車上人質死傷慘重。由於受害者是香港華人,事件引起了整個華人世界特別的關切。

這個新聞驚悚悲劇的背景故事,是菲律賓令人詫異的警察與政治體系。劫持大客車的竟然是退職的警官,用這種方式宣稱他有冤情要訴,交換條件居然是要復職,這已經是匪夷所思。更驚駭的卻是對付這位「匪警」或「警匪」的現職警察們,他們任意的處置與攻擊,顯然是造成人質無謂死亡的原因。

無紀律、無效能的警察體系背後,是更腐敗的司法與政治結構。菲律賓雖然有民主選舉,但是政治權力全部為少數家族所壟斷,賄選及暴力充斥於選舉中。由於警察和法官貪污嚴重,人權狀況當然不可能改善。政治性的謀殺案層出不窮,特別是新聞記者幾乎常常處在有生命威脅的工作環境。

一種不容易描述的文化差異,使得菲律賓的政治也很不容易被其他國家所理解。今年五月才當選的現任總統艾奎諾三世,事發之後讓香港特首曾蔭權找不到人,視察現場時談笑風生,還把責任都怪到媒體,這就是特殊的菲律賓從政文化。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對此事必然採取極端嚴肅的態度,但這似乎是艾奎諾三世不太能夠同理的。

在這次國際媒體上演的悲劇之後,菲律賓原本已經低落的國家形象勢必再度下跌,菲律賓政府的能力與公信力會受到更大的質疑。菲律賓的政府體系還能運作,還不至於像查德、索馬利亞或阿富汗等幾乎完全失能無效的國家,但是菲律賓已經名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每年度全球「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的第五十一名,且還在往危險的方向演變。

巴士劫持案的次日,菲律賓國土的南方大島民答那峨也發生共產黨游擊隊「新人民軍」搶械殺人,打死了五名士兵。上周六則有八名警員和一名公務員在撒馬爾島中部被殺害。毛派的新人民軍約有五千人,他們只是主要的共產主義叛軍的其中一支;而左派的游擊戰與恐怖活動也只是民答那峨血腥事件的其中一種,更嚴重的還有穆斯林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殘殺。這類結構性的暴力衝突是菲律賓比都市治安更麻煩的問題,只是媒體報導已經引不起外國讀者的注意了。

菲律賓是一個擁有九千多萬人口的大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也曾經富裕過,但現在人均所得只有一千四百多塊美金。為什麼一個美好的國家竟會走到這個地步?我問過好幾位菲國人權工作者與學者這樣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大略是文化的因素以及制度的因素。菲律賓人民大眾缺乏一種極力追求深刻改變的意志,而大家族門閥對於權力與財富的控制又太強固,人民幾乎沒有改革的信心。另外從美國抄來的半吊子總統制也是問題的根源。

台灣與菲律賓不僅地緣鄰近更脣齒相依。有些人或許不知道,菲律賓的呂宋島曾經代替台灣承受很大的苦難。二次大戰末期,美軍從澳洲反攻,原本選擇福爾摩沙做為與日軍決戰的所在,後來改在呂宋島決戰,造成呂宋島嚴重的破壞和傷亡。菲律賓是我們親近的鄰居,希望他們能夠在恥辱和傷痛中趕快覺醒振作起來。

發表於 2010/08/2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8-18

以「共和」做為建國百年主題

中華民國一百年逐漸近了。這是我們能夠強化共同體意識,宣揚台灣民主,提升國際形象的時機。然而近來幾個現象卻讓人擔心:政府與執政黨的一些心態和做法,若不是反而造成國家內部更大的歧見,至少是平白浪費了重要的歷史機會。

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活動主題的膚淺化、無聊化。行政院文建會辦了一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創意提案活動」的「點子王」徵件,提供一萬元到五萬元的獎金,但是從今年一月底到八月中只收到了寥寥二百五十八件提案,獲選的是:「國慶100美食100」網站、「國慶100偉人100」票選、百輛主題花車大遊行、百年民國人物Cosplay等等。

你不必是甚麼創意高手,只要偶爾看看電視上上網,就能夠知道台灣從都市到鄉村,從七歲到七十歲,充滿了真正驚喜的創意與幽默感。文建會花錢徵得的這一類活動「點子」,以今日台灣的創意水平,很難說是有甚麼創意,更看不出有甚麼意義。看到百年國慶的創意如此,使我不禁要說,以前人家批評民進黨政府只會辦活動,但是現在國民黨政府連辦活動都不會。在重賞之下還只徵得兩百多位國民響應,可以看出社會大眾幾乎毫不關心。

另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思想論述的黨派化,這是更糟糕的現象。作家平路女士參與籌拍孫中山先生的紀錄片,為了提及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引起監察委員周陽山教授的大力抨擊。這只是浮出的例子之一而已,凸顯的是自居為中華民國所有權人的國民黨人,將要如何藉著建國一百年而壟斷歷史的解釋權。周陽山教授並非此時的泛藍當權派,而國民黨人絕大多數也早已不敢自稱是總理信徒,但是只要國民黨人顯露出護教者的態度,不願容許或不能欣賞民間各種角度對於中華民國歷史的挖掘和詮釋,那麼很自然地許多的台灣人民油然產生「誰的國?誰的父?誰的百年?」這樣的疑問,也就無怪乎很多人由於厭惡國民黨而無法認同中華民國,而國民黨本身也就成為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意識的破壞者。

在公共論壇上所見,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應該採取何種主軸,我認為見地較為高遠的,是企業家張安平先生的文章(八月十七日中國時報)。他建議用「共和」做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因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必須考慮「四要」:「要是未來的,而不只是歷史的;要能重新為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定位,團結人民;要能提高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正面且積極的能見度;要對中國大陸釋出應有的善意」。

做為台灣人,我們都該關心中華民國的「百年大計」,不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歷史多麼偉大,而是因為中華民國就是目前屬於台灣的國家形式。比起任何輕薄花俏的活動,比起黨派化的歷史論述,「共和一百」確實是值得做為國家邁向另一個百年的願景。「共和」是建國百年的理想,也是全體人民可以共享的未來希望。

發表於 2010/08/1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2010-08-11

當代思想巨擘輕輕地來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ky,或譯杭士基)來訪台灣,我們的輿論與文化界反應竟然頗為冷淡,令我十分訝異。一般人不知道語言學家是做啥的,可能以為就是教語言的吧?所以媒體報導此地英語補教名師緋聞的篇幅比較多。即使做為科學家的喬姆斯基,可能引不起台灣媒體的興趣,至少做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喬姆斯基,應該要造成台灣知識分子的注意和討論吧?非常怪異,在這個專欄截稿時,並沒有相當的反應。

喬姆斯基是影響了人類語言學、認知科學發展方向的學術泰斗。在一九七零年代,他提出人類具有天生的語言能力,並非全靠後天學習而來,以此對抗了當時心理學與社會科學典範的行為主義。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有其內在的意義,並不只是約定俗成,語言是人類物種的生物遺傳屬性。這樣的觀點具有重大哲學意義,他強調了人類理性,也說明人類與電腦(人工智慧)和其他生物的不同(雖然如此,喬姆斯基並不因此認為人類比其他動物高等,只是具有不同的能力而已)。

除了在世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喬姆斯基教授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舉世知名的政治異議者、無政府主義者,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他長年批判大眾媒體以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學術著作之外的公共事務寫作就有二三十本書,讀者遍佈全球。喬姆斯基最致力批判美國及英國在中東的政策,導致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無止境仇恨紛爭。喬姆斯基也分析大眾媒體如何與政府和大企業同謀掩蓋事實,操控人民的認知。

喬姆斯基先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新竹清華大學做了兩場演講,在中央研究院的題目是世界局勢,在清華大學則是語言學。之後要轉往中國北京,也是兩場演講,兩個同樣題目。中央研究院印製的小冊子裡,介紹說喬姆斯基此次訪問台灣與中國,是在上個世紀初期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杜威(John Dewey)以來最重要的西方哲人訪華。但是很奇怪地,從中研院接待行程的安排,到整個社會的反應,完全看不出來喬姆斯基的重要性。

中研院主辦的演講塞滿了人,但是中研院長翁啟惠先生的介紹詞有如照本宣科,問答的主持也非常不及格。在學術演講之外,主辦單位沒有安排喬姆斯基接受媒體專訪,也或許喬姆斯基沒有什麼拜會政要領導的行程,所以媒體沒太大興致。從各方面看來,主辦者似乎無意藉由喬姆斯基訪台來創造或傳達什麼公共意義。或許這樣說並不過分,喬姆斯基落入了一群學院書呆子的手中,他的公共意義完全沒有彰顯。既然如此,談什麼羅素與杜威呢?

杜威訪華,是在一九一九年;羅素訪華,是在一九二零到一九二一年。這段時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期,兩位哲人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相當大的思想衝擊,原因在於胡適、蔣夢麟、梁啟超等人的熱情引介。如今喬姆斯基訪台,台灣沒有夠格的知識份子能與他對話,也沒有藉此機會激發任何思想的運動。不是喬姆斯基不如杜威、不如羅素,是今天的台灣沒有胡適、沒有蔣夢麟、沒有梁啟超,使得喬姆斯基可能為台灣文化與思想帶來的影響完全沒有發生的機會。喬姆斯基訪台,竟有如徐志摩到英國劍橋大學拜師羅素未遇所寫下的名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

發表於2010/08/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8-04

文明的尺度

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北京大學演講,說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是這個國家裡的多數如何對待少數。對於中國而言,當然包括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據報導,現場響起一片掌聲。在我心裡也為龍應台的話響起掌聲。但我假想我在現場窺看左右,揣想千萬個中國知識青年內心對龍應台所講的話的理解,在掌聲落下後的寂靜裡又不免擔憂。

龍應台教授的一席話,無疑點出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全球華人知識分子所最必須警醒的關鍵問題:中國如何崛起,在什麼面向和什麼價值上崛起。龍女士所期待的是文明崛起,這似乎意謂中國應當是一個文明的概念而非(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與英國學者馬丁賈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這本書中的主張若合符節。

如果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乃至全球華人(範圍擴及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但卻認同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都能普遍接受以文明概念而非民族國家來定義「中國」,則龍教授所提出的中國崛起所遭遇的文明標準問題可能就解決了一半。在這樣的定義下,文明的進步發揚(人權與環保觀念的普及)、受到尊重喜愛(文學藝術的推廣)、進而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比統一台灣、發展遠洋海軍、與美國爭霸來得重要得多。

我擔憂的是北京大學講堂裡和講堂外的青年們,是不是真的能夠理解龍應台教授的意思。在中國大陸,「文明」這兩個字和台灣的文化人所想的文明是不一樣的。中國語境裡的文明,比較接近我們說的「現代化」--不吐痰、不插隊、有點禮貌和基本的服務態度,這叫做文明。如果只把文明當做現代化,那麼距離龍應台和其他許多台灣人所期待的文明還很遠。

對「文明」這兩個字的理解,兩岸可能有落差。那麼對於「對待」這兩個字,兩岸的理解落差勢必更大了。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我想龍應台女士的意思是,即使這兩千三百萬人不願意被統一,十三億人也要能夠包容尊重,不應該用武力威脅。在北京大學講堂裡熱烈鼓掌的知識青年們,有多少真的理解乃至接受和認同這樣的「對待」?會不會他們所理解的「對待」,就是兩岸經濟上給台灣多少「讓利」,投資上給台商多少優惠,或者大陸進口了多少台灣水果?要是他們以為的「對待」是指這些,那麼他們會不會覺得十三億人對兩千三百萬人夠好了,這兩千三百萬人怎麼還不肯就範?

此時,台海兩岸的政府正為了在甚麼口號下撤除對台灣的飛彈在討價還價。中國這邊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這邊說九二共識就可以。這正是(不)文明的悲哀。一方用戰爭威脅他們自己說的兄弟家人;另一方則連要求對方「無條件」撤除飛彈都不敢理直氣壯地說,還得自己提個條件來還價,彷彿兩千三百萬人真的活該迎著飛彈過日子。我也要告訴北大學生和所有的中國知識青年們,這千餘枚飛彈,就是中國文明的尺度。

2010-07-28

美國重返亞洲?

過去這一周是亞洲戰略形勢有了關鍵發展的一周。約略言之,美國再度明顯地介入了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區域政治。在東北亞,美國與韓國進行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原本要在黃海,在中國抗議下改到日本海。在東南亞,美國支持越南對南海的主權宣稱,又造成與中國的關係緊張。

從美國國務卿柯林頓夫人的行程與公開演說,可以大略看到美國過去幾天在亞洲的活動。七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三日,柯林頓夫人密集地出席在韓國首爾及越南河內的會議。在韓國少有地舉行了二加二部長會議,即美韓兩國的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這是為了即將舉行的海上聯合軍演。在越南則是參加東南亞國協的部長會議,美國發送很清楚的訊息給所有亞洲國家,即如柯林頓夫人在就任後第一次訪問亞洲時所說的,美國將會重返亞洲。

這些訊息並沒有被任何一個亞洲國家所忽略。中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媒體有很多報導,台灣也有諸多意見紛雜的評論。一般國際關係學者甚或等而下之的兩岸關係專家只能夠拼湊資訊,或提出頗為片面的觀點。有的痛責美國重新搞冷戰,有的卻慶賀美國決心制衡中國。必須更深思的問題是,做為亞洲人,該如何看待並理解美國的訊息?做為台灣人,該如何回應美國的重返及中國的不快?

事實上美國從來沒有離開亞洲,因此也無所謂重返,當然更沒有什麼新冷戰。直到今日,亞洲仍然沒有真正的區域安全體系。東南亞國協的安全機構東南亞區域論壇並沒有實質功能,更別提東北亞。美國是以新型態帝國的形式,透過一對一的雙邊結盟,在亞洲搭建起輪軸式的安全體系。在中國崛起後,美國影響力確實式微,但中國尚未取代美國的角色,在短期內不論就軍事實力或合法性地位都不可能取代。

中國的崛起,不論就經濟或軍事上,對多數親美的亞洲國家而言是一個機會,從冷戰體制建立之後即籠罩在美國勢力之下,不論好壞都得照單全收的情況下脫離出來。當然這前提是亞洲國家本身的民主化以及政府效能的提升。要認清一個事實:亞洲已經沒有美國豢養的獨裁政權,沒有朴正熙、阮文紹、蔣介石、馬可仕。亞洲現在只有中國所包庇的集權統治者,包括朝鮮金正日家族以及緬甸軍事執政團。

中國在亞洲的角色,目前僅是部分替代美國在過去的經濟角色,提供市場與資金和相當多的外交援助,但是在安全問題及合法性問題上仍遠遠不及美國所做的,或者說中國在安全上仍然是亞洲國家的問題而不是解答。中國更無法做為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模型--北韓和緬甸除外。

正因為如此,亞洲國家不排斥中國的崛起,但是會更歡迎美國的重返--不是重返,而是維繫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這並非親美反中或所謂冷戰思維所可以解釋,而是基於各個國家利益的務實考量。美國此時在黃海、日本海以及南中國海,透過上個世紀美國在亞洲兩場戰爭的苦主--韓國與越南--來積極介入亞洲政治,並非美國單邊主義,而是有其區域共同利益的基礎。

發表於2010/07/2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7-21

蓮舫之升起

蓮舫在日本政界的急速崛起,似乎預示著亞洲新世代政治的出現,令人無比期待。新世代政治絕不是指年輕政治人物的當道--一代新人換舊人是自然法則,沒甚麼特別。由新世代選民支持出來的政治領導者,用新的姿態,帶來新的觀念,造成新的局面,這才讓人企盼。

上周舉行的日本參議院議員選舉,四十二歲美女行政革新大臣蓮舫(村田蓮舫)獲得破紀錄的一百七十萬超高票,在開票五分鐘後就確定當選。儘管所屬的日本民主黨在選舉中大敗,毫不影響蓮舫的超高人氣。日本政論家及國內外媒體開始猜測,蓮舫可能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在產經新聞與富士電視的民意調查中,蓮舫位列最適任首相的第五名。

蓮舫是否真有機會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當然言之過早。她還是個政壇新人,她必須在現在職位上好好表現,必須在內閣裡多經歷幾個職位歷練,必須從參議員改選眾議員,更必須克服所有的社會偏見和政界成規--感覺起來希望還頗渺茫。

但是希望也未必渺茫,關鍵在於蓮舫的群眾基礎是具有潛力的。某周刊調查東京市民,發現蓮舫的女性支持者以二十多歲者最多,男性則以四十多歲者較多,這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年齡層的選民,支持蓮舫是希望她能夠改變日本社會。這批選民所代表的社會力是相對進步的,也是持續成長的。某種意義上,蓮舫的高票勝利正代表這批選民的抬頭。

蓮舫並不是甚麼急進份子也不是思想家。她的記者丈夫在幫她助選時不忘強調,蓮舫都會先為一對子女做好便當,才出門從事競選活動,是一個典型的日本母親。蓮舫的從政風格完全是庶民的,她嚴格審核政府預算無非為了幫民眾省錢。事實上她並沒有甚麼路線和主張。她說她加入日本民主黨是因為民主黨的候選人來自各行各業,都是普通人但卻懷抱著愛國心。

即使不是思想家,蓮舫有其犀利的政治見解。她的政治自傳書名叫做《不是第一不行嗎》,直接挑戰「日本第一」的既虛幻又過時的想法。這書名來自蓮舫對政府編列預算開發大型電腦的質疑。蓮舫說,據說這筆預算是要開發世界第一的超級電腦,但日本為什麼要做第一?做第二難道就不行嗎?

蓮舫說的是很簡單的事實。日本就算花再多的經費,也不可能在大型電腦的發展上成為世界第一。政府的巨額預算只是給產官學界用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所謂世界第一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然而揭露國王的新衣,引發了右翼產經官僚政客的攻擊,甚至公然用種族歧視的言語說蓮舫「本來就不是日本人」。

「本來就不是日本人」的指控,在日本與中國在亞洲地位形成競爭關係的時刻極為敏感。生為台灣人女兒,又到北京學漢文的華裔身分,讓蓮舫遭受很多日本右翼的攻訐,網路上有些貼了她年輕時候裸露性感照片的部落格,伴隨著惡意的文字,指控她是中國共產黨或是對日本不忠誠。無論如何,這類攻訐沒有辦法阻止一般年輕女孩喜愛蓮舫。

而蓮舫的升起之具有亞洲意義,正在於她「本來就不是日本人」,可能為日本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帶來一些想像,也為日本在亞洲的角色帶來一些想像。正如同肯亞人之子、生長於印尼的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對世界意義重大,如果蓮舫真能成為日本首相,則不僅是第一位女性首相,更是第一位華裔首相,這對日本、對亞洲都將是嶄新的經驗,怎不令人充滿好奇與期待?

發表於2010/07/2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7-14

反對黨如何面對ECFA

台灣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是既成事實,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以其在立法院的多數優勢通過此一協議,也是必然的結果。即便在野黨如何反對,都無法改變這樣的事實。ECFA如同已經呱呱墮地的孩子,不可能塞回到娘胎。

認知到這樣的情形,誠實的反對黨應該要認真地去面對台灣有ECFA的實際狀況,分辨此一協議對不同產業、不同社會階級的利弊得失,掌握ECFA在經濟面之外對台灣的政治地位將有何影響,針對這些問題去提出對策,來對照執政黨的失策或錯誤,並以此獲取人民的支持。

現在,最主要的反對黨也是國會裡唯一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退出了立法院的審議,宣稱要到街頭巷尾、廟埕公園去舉辦說明會,講解ECFA的壞處,這看起來似乎不是最能實現該黨對人民承諾的做法,也確乎不是對該黨本身的政治利益最好的方案。

在ECFA既定存在下,民進黨這樣做並沒有認真地面對現實。ECFA是一個牽涉到不同產業利益的協議,其中有許多利害得失需要事實檢證,而非全稱命題式的、概念式的支持或反對。在ECFA簽署之前,在野黨可以基於政策理念採取反對簽署的立場,但在簽署之後若只是繼續反對就像是只為了表態而沒有實際對策。

在野黨該做的不是宣傳ECFA的壞處,恰恰相反,應該要做的是傾聽。在野黨應該要到廟埕、公園、學校、社團、公會、工會去舉辦座談,去了解人民在產業、地域、職業差異下的個別利害得失,去了解ECFA對台灣社會衝擊的實況如何,藉此掌握社會現實,形成政策,也和群眾搏感情。

更進一步,在野黨應該要做長期的調查研究。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的衝擊並非立即明顯,在不同時段會有不同的社會效果,特別是在第一批早期收穫項目之後,其他的關稅減免逐項實施,未來成立的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又可能會有新的協議措施,這些都需要一段時間過後才能夠更清楚地了解。系統性地對台灣社會在兩岸經濟合作下所遭受的影響深入了解,是在野黨在政策制定上絕對必要的功課。

民進黨說要去向人民宣導ECFA的壞處,其意義和效果都頗令人起疑。既然ECFA是那麼不好,人民一定感受最深,應該不需要政黨去宣導教育。相反地,民進黨預設立場選擇了反對ECFA,則很有可能得到片面的民意圖像,下鄉宣導的結果只是重覆強化支持者與政黨彼此的既定立場,但這樣會讓民進黨錯失與其他民眾溝通的機會。

民進黨若真的堅持反對ECFA,則必須設法儘早廢止這項協議。廢止這項協議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公民投票讓政府終止ECFA,這是最快的方法。二是通過贏得總統選舉或取得國會多數,民進黨即可片面終止ECFA,這會慢一點,最快也要等到兩年後。

但是民進黨此時所採取的做法,似乎並不直接朝向廢止ECFA努力,而是以ECFA為議題來推動年底五都的競選造勢,換言之未必是要提出對策來消除ECFA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反而期待藉由負面影響來歸咎國民黨。這當然也是政黨競爭常見的現象,只怕人民福祉又落到政黨利益之後了。

發表於2010/07/1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7-07

十年內ECFA的挑戰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雖然簽署了,但是如同全球化下諸多雙邊及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一樣,會遭遇到各種不同的挑戰。而與其他一般自由貿易協定不同的,則是由於ECFA具有的特殊政治性質,將使其遭遇到台灣獨有的政治難題。這是說,雖然國民黨政府此時額手稱慶,認為簽訂ECFA是一件曠世奇功,台灣將有所謂黃金十年。但若是不預期的景況發生,則ECFA是否能夠持續存在十年還未可知。

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路線與架構下的一個雙邊協議,ECFA所可能遇到的最大規模的反挫力量將是全球經濟再度陷入衰退的威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教授,不久前提出警告,說世界經濟還沒有爬出自從二零零八年底金融風暴以來的衰退泥淖,尤有甚之,他說這次可能是歷史上的大蕭條,時間會持續很長。

經濟衰退往往是自由貿易的破壞者,在出口減少、失業率升高的時候,人們常會責怪自由貿易,政客更會善用這樣的群眾心理,試圖改變政府政策,使其走向較趨保護主義的路線。當然全球再次陷入大衰退是未必會發生的事,即使發生了,也要看中國經濟與歐洲和美國的連動關係有多麼直接。但是一旦中國經濟成長減緩,不論從台灣或從大陸內部,都會有廢止ECFA的民意呼聲。

不論有沒有另一波的經濟大衰退,台灣內部反對ECFA的聲浪是方興未艾。毫無疑問,中國對台灣開放更多的免關稅貨品及服務,對台灣特定產業及總體生產當然有立即的好處,但是這種由出口拉動的成長,勢必造成更嚴重的貧富差距。雖則農產品出口對農民是好消息,但是真正從ECFA獲得最大利益的還是跨海峽的大型財團以及能夠從股市房市匯市投資賺錢的富人們。社會差距拉大,反對的力量就會增強。

做為包含了強烈政治性質的非典型自由貿易協定,ECFA在台灣已經開始遭遇獨特的政治挑戰。即將面對的國會審議,是把這個協議推上藍綠兩黨對抗的戰場。民進黨希望藉由逐條審查,來架構一個反對國共兩黨的焦點舞台。逐條審查並不會讓民進黨有機會否決ECFA,更不可能去做部分修正。民進黨要的是奪回對ECFA及兩岸事務的發言權,不讓國共兩黨聯合壟斷對兩岸經貿事務的定義權力。

然而民進黨要求逐條審查的理由頗為遷強。從本質來看,ECFA確實具有條約的性質,也具備由國會審議的必要性。而條約是只能夠被國會全部退回,不能夠做部分修正的。不論大法官會議如何強解兩岸之間的協議非具有國家對國家的條約性質,就民進黨的立場應該認定ECFA屬於條約無疑。民進黨為了爭取政治秀場而放棄了基本立場,長期而言實在不智。

未來十年內可能對ECFA的存續造成真正挑戰的,不在立法院或說不單在立法院,而在於公民投票或再度發生政黨輪替。如果民進黨勝選執政,或一個反對ECFA的執政聯盟出現,則廢止ECFA並非做不到的事情。儘管民進黨人大力批評ECFA協議本文內的終止條款,但終止條款確實是可以運用的。至於公民投票,若是公投審議委員會再次駁回黃昆輝先生等的提案,則公投運動將蓄積更大的能量,最後可能影響到ECFA的存續。

發表於2010/07/0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6-30

ECFA簽署之後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六月二十九日經由兩岸兩會代表之手簽署了。馬英九總統說台灣從此進入「後ECFA時代」,這是一個中英文程度都很不好的錯誤說法。馬總統想要說的應該是台灣進入「ECFA時代」,也就是有ECFA存在與作用的時代。而「後ECFA時代」應該指的是ECFA不存在之後的時代。

不論是用好的中文或是不好的中文來講,台灣確實進入一個新時代。根據簽署後公佈的合約本文,這個架構協議的目的是: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貨品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以及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提供投資保護,促進雙向投資;促進貿易投資便捷化和產業交流與合作。簽署生效之後,台灣經濟將面對十三億人的巨大市場機會以及嚴酷的競爭。

ECFA是一個僅限於台灣與中國的雙邊協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下,現在的ECFA是一個過渡性的協議。理論上,在未來十年內,台海兩岸將逐步實現近乎完全的自由貿易,有百分之九十的貨品與服務項目要做到免關稅,雙方要互相大幅開放市場。因此,雖然台灣媒體較有興趣的是未來六個月內就要實施的早收清單,但衝擊更大的卻是中長程的降稅與開放。

早期收穫被認定為牽涉到談判的能力,成為政府談判成果的指標。在協議中,雙方同意對某些產品實施早期收穫計畫,也就是在協議生效後六個月內開始實施降稅。談判結果,在貨品貿易方面,中國對台灣早期降稅產品共五百三十九項,包括農產品、化工品、機械、汽車配件、紡織、電子、輕工業、冶金、醫療、儀器儀表等十大類。台灣則對中國開放二百六十七項。

依據台灣官方的說法,台灣開放給大陸的產品,若非台灣原本就具有競爭力的項目,就是台灣根本沒有生產的產品。其中包括原物料,包括上游石化、化學製品原料等;至於中游產品,官方說法是多半是在彼此互惠、互利前提下開放。事實上,以國內市場為主的民生需求產業,已經十分地恐慌。所謂原本具有競爭力,能夠維持多久,政府與業界都沒有把握。

在服務貿易業方面,中國承諾對台灣開放包括金融業、醫院、會計審計、會議服務、電腦等十一個項目。中國對台灣金融業的開放是最受到重視的。相對地,台灣也開放中國銀行業進入台灣,中國幾家大銀行在資產上名列全球前茅,未必能在台灣市場有多大獲益,但可以得到不少操作經驗,最終威脅到的可能不是台灣的銀行,而是與中國銀行規模相埒的全球同業。

簽訂ECFA之後,兩岸政府的合作才進入高峰期。官方合作對於保障人民權益當然極度重要,但令人擔心的也是台灣公務員會不會被鉅量的中國事務淹沒。在ECFA本文中,雙方同意儘快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負責磋商、監督並評估協議的執行,解決爭端等。據媒體報導,中方可能將十七個部委納入,我方則還未確定。未來龐大繁雜的事務可以預期。

在絕大多數人民都搞不清楚什麼是ECFA,但又有近半數表示反對的情況下,這個協議畢竟是簽訂了。簽訂後,政府有三種義務,一是面對民意,包括接受反對黨監督與公民投票複決;二是嚴格依據國家利益來執行;三是擬定更完整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馬英九總統說要宣布台灣在「後ECFA時代」的國際經濟發展策略。「後」就「後」吧。等著檢視馬政府的戰略。

發表於2010/06/3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6-23

郝龍斌的上海之夢

現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治大戰略上的最大差異,就是國民黨把所有希望寄託在兩岸的交流,而民進黨把所有希望寄託在反對兩岸的交流。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顯然都是錯誤而危險的。國民黨政府把兩岸事務當作最大的政績,除了兩岸事務之外也幾乎沒有政績,更把勝選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兩岸事務的成果之上。

台北市長郝龍斌的「台北-上海競選總戰略」正是現今國民黨寄希望於對岸的範例。郝市長成功推動了台北松山機場與上海虹橋機場的直航,確實是好事一樁,對上海許多台商和台生帶來很大的方便(如果負擔得起不合理高價的機票的話)。但是把上海當成台北市民的夢土,把上海當作台北市長競選的場所,這就過於脫離現實,也讓知情的台北人和上海人「看破手腳」。

郝龍斌市長確實毫不保留地把松山虹橋航線當成台北市長競選主軸,趁著台北上海直飛,他展開以雙城為主題的積極造勢。六月十四日虹橋航線首飛日一早,郝市長帶著大小市府官員及多位台北市議員,浩浩蕩蕩地搭頭班機到上海搞出口轉內銷的競選活動。從上海結束訪問之後,他的市長競選團隊正式對外公開並展開運作。郝團隊用「台北起飛」「Fly High!」作為競選口號,郝市長還做了個起飛的手勢。

在台灣這邊,媒體頗捧場,報導郝市長出訪上海,獲得所謂高規格的接待,還對比了民進黨籍台南縣長蘇煥智的行程,顯示兩黨在中共心目中有不同等級的偏好。郝龍斌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一黨專政下,黨委書記是「一把手」,是市長的上級領導),又和他的「老朋友」上海市長韓正在浦東以東方明珠塔為背景合影等等。

不知情的人從台灣媒體看起來,可能會誤以為郝龍斌在上海造成一股萬人空巷的旋風,也可能以為台北的郝市長在上海也得到媒體的追捧,猶如不久前上海的韓市長在台北所得到的追捧一樣。事實上,根據上海台商朋友的描述,上海媒體對郝龍斌的報導很有限,很少人知道台北市長來訪,更別提對上海造成任何影響,郝市長在上海的活動無非就是個出口轉內銷的競選造勢,是給台北媒體看的。

郝市府在台北這邊大肆標榜的雙城文化創意博覽會,號召了從故宮博物院到西門町紅樓的小手工坊等幾十家廠商,說是要用文創軟實力去征服上海。結果偌大展場裡除了台灣廠商,幾乎沒有當地觀眾來參加。大廠家與公家單位配合郝龍斌的競選造勢賠錢了事,不堪賠累的文創小廠商們則是怨聲載道。而台北市文化局這次活動的對口單位,竟然是徐匯區文化局,上海方面對郝市府的重視程度可以推知。

以一個正在舉辦世界博覽會的超級大都市來說,沒有注意力分給台北市長的競選活動,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郝團隊那種「驕其妻妾」的心態--回到家裏,宣傳說我出外有多風光。奇怪的還有郝市府的判斷力,竟然以為可以搭著世博的便車,到上海辦雙城文創博覽會,沒有想到上海的注意力全都在世博。更奇怪的是郝市府竟然買上海肉粽送給隨行媒體記者,結果入境時被台灣海關沒收銷毀(因為中國被認定為口蹄疫疫區),這更顯示其幕僚缺乏常識及脫離現實的程度很嚴重。

上海也許幫不了郝龍斌競選台北市長連任。郝市長不必夢想上海,應該多放心思在台北。

發表於2010/06/2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6-09

日本新閣與日美關係

新的日本政府,對亞洲將帶來何種影響?或者將只是維護現狀?由於這次的日本首相換人與內閣改組,直接與日本對亞洲安全及美國外交政策有關,特別令舉世觀察家注目。上周,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為了普天間美軍基地無法完全遷出沖繩島而辭職負責,這是鳩山首相企圖調整既有日美關係,卻被強大的現實所反挫而不支倒地。新的菅直人內閣可能會更尊重現實,不敢在亞洲安全及日美同盟問題上貿進。

普天間美軍基地所牽涉的不僅是日美關係問題,也是軍民問題甚至環境生態問題,很難找到沒有副作用的替代方案,因此民怨持續累積,終於拖垮一個日本內閣。普天間基地位於沖繩本島宜野灣市中心區,軍機訓練帶來很大的噪音、空氣污染和公共安全問題,居民一直要求搬遷。日美雙方協議將基地搬到沖繩名護市海邊,但當地卻是珊瑚、海藻、儒艮等稀有保育類動植物的棲地,因此同樣遭受反對。

鳩山由紀夫首相曾經承諾要讓普天間美軍基地完全撤出沖繩縣,但是苦無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得不依循二零零六年的日美協議,仍將基地遷移至名護市。為此鳩山政府遭受一連串政治壓力,先是四月底的十萬沖繩縣民集會示威,再是罷黜了身為聯合內閣消費者行政擔當相,反對日美協議方案的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導致社民黨退出執政聯盟。鳩山由紀夫早先不願為普天間問題辭職,至此被迫負起政治責任鞠躬下台。

普天間並非駐日美軍最重要的基地。美國海軍及空軍,以人員更多、更重要的橫須賀、佐世保及嘉手納等為指揮部及基地。但是由於沖繩地位重要,且美國絕不願在此時放棄沖繩,以免予亞洲各國錯誤的印象,以為美軍將逐步撤出東亞,其政治效應將更超過軍事效應。但駐日美軍(日文為在日米軍)問題勢必持續是日本的重要國內政治問題,將會讓每屆日本政府都感到左右為難。

對多數日本國民來說,駐日美軍的正面意義已經很難直接感受到。不到四萬人的美軍,對日本國內經濟的貢獻十分有限,但是長年以來造成諸多軍民糾紛及犯罪違紀問題。日本人也很了解,駐日美軍的本意並非保護日本,而是在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就近監管日本,避免軍國主義再度興起。當然日美同盟對日本的安全仍有重大意義,但駐軍只是日美同盟的一部分,並非全部。

鳩山前首相的外交路線,一直受到美國的質疑。在派閥小澤一郎主導下,鳩山政府顯得急於親近中國,也想要日本在亞洲扮演獨立的角色,而逐漸擺脫美國對日本的掌控。鳩山執政不到一年就下台,此結果是華府樂見的。新任首相菅直人,與鳩山同為日本民主黨發起人,在外交政策上也走自由中間派,過去也屬反對駐日美軍的立場。但是他在競選民主黨代表(黨首)的時候,卻說了「日本外交的基軸是日美關係」。這本來是東京與華府的常識與共識,過去是沒有疑問的,現在由菅直人首相說出來,顯示美國企圖繼續主導的亞洲秩序將會部份回穩。

發表於2010/06/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6-02

朝鮮半島的無戰爭解決

上周我在本專欄指出,南北韓不免要攤牌:天安艦沉沒事件只是導火線,結構性的原因在於北韓(朝鮮)的極權體制快要無以為繼了。到這個月,一九五零年開戰的韓戰就要屆滿六十年,韓民族在朝鮮半島上分裂為兩個國家的狀態,原本不是可以永續維持的狀態,遲早要做個解決--問題在於是爆發另一場韓戰,或是一個無戰爭的解決。

爆發另一場韓戰並非不可能。美國紐約時報分析,有五個因素可能使朝鮮半島引發戰爭。第一是北韓海軍在兩韓有爭議的黃海「北方界線」上故意挑釁,或是雙方船艦擦槍走火。第二是北韓對南韓的心戰廣播站進行砲擊,造成南韓回擊。第三是北韓勞動黨內部政權鬥爭,促發冒進攻擊行為。第四是北韓政權垮台,由亂局引發戰爭。第五是北韓走投無路動用核武。

即使朝鮮半島爆發軍事衝突,和六十年前的韓戰是截然不同的。六十年前的韓戰,美國與中國數十萬援軍捲入,整整打了慘烈的三年(當年雙方簽署的是停戰協定,因此技術上而言,韓戰至今仍未結束,只是在停戰狀態而已)。韓戰不僅造成南北韓再北緯三十八度線的分割,更鞏固了東亞的冷戰體制,促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海,並建構西太平洋防線,圍堵共產中國勢力侵入東亞與東南亞。

韓戰六十年來,世局有了極大的改變,這也使得朝鮮半島的終局解決(End Game Solution)將遠遠不同於六十年前的狀態。兩韓問題終於可能進入終局解決階段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與北韓政權的利益已經有嚴重的差異。中國領導人前所未有地表示支持兩韓和平統一。在中日韓三國領袖會議中,南韓總統李明博說:「韓國政府的目標是維持朝鮮半島和平,並讓北韓開放後實現南北韓共同繁榮。將通過這種過程努力實現和平統一」。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表示,「將為使朝鮮半島儘早出現和平統一環境提供支持。」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對此表示:「李明博總統說要把朝鮮半島打造成和平繁榮的地區,並希望實現和平統一,我對他的高見完全同意。」

當然這對於在六十年前發動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的中國共產黨而言,立場是相當尷尬的。中國過去一直希望朝鮮半島維持分裂對立的現狀。從積極面來講,北韓是中國對日本和美國外交牌局的一張牌,在六方會談的階段,各方都有求於中國;此外,北韓一直是中國和美國在陸地軍事力量上的緩衝地帶。從消極面而言,中國也害怕朝鮮勞動黨政權一旦崩潰,會有大量難民進入中國東北。然而,中國早已體認到:朝鮮半島無戰爭的解決模式,亦即在美中默契下南方勝利的和平統一,是個遲早不可避免的終局。

北韓當然仍想要用過去的情誼拖住中國。其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不久前才結束訪華之行,朝鮮郵政部門就發行了紀念金正日訪華的郵票,圖案是金正日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以及金正日在北京、大連、天津參觀的照片。這些印有「紀念偉大領導人金正日對中國訪問」和「朝中友誼史上的劃時代事件」等字樣的郵票,蓋不住一甲子世局滄桑。一個孤立、脆弱、荒謬的朝鮮政權已經成為中國的包袱,現在的問題是用何種方式卸下這個歷史包袱而已。

發表於2010/06/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5-26

兩韓不免攤牌

南北韓局勢進入高度緊張狀態,雖然國際社會呼籲雙方冷靜自制,但即使戰爭可以避免,兩韓在政治與外交上的攤牌卻是不可避免。令世人屏息關注的是,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形勢,會不會因為這次的攤牌而有所改變?而假使朝鮮半島真的發生了改變,東亞與世界會受到多大的震盪?

導致兩韓攤牌的近因是天安艦事件。今年三月,南韓的天安艦沉沒,四十六位官兵犧牲,當時南韓政府並無直接證據證實是北韓(朝鮮)所為;兩個月後,南韓李明博政府公佈調查報告,指控北韓用魚雷擊沉天安艦,並要求朝鮮必須為此攻擊行動付出代價。兩韓對抗情緒非常高漲,南韓不僅著手進行制裁,且重新啟動停止數年的心戰喊話;而朝鮮更激烈反應,否認南韓指控,宣稱將全員備戰。

天安艦事件將成為歷史公案,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卻絕不只因天安艦而起。十幾年來,北韓金正日政府的獨裁統治難以為繼,糧食與能源極度短缺,卻為了延續政權(或如其所稱的為了維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安全)而發展核武與飛彈系統,自一九九三年退出反核擴散條約,在核武發展議題上反覆與美國纏鬥,又對日本海域試射大浦洞飛彈,形成東亞最大安全威脅,也使朝鮮半島一直在緊張狀態中。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目前兩個韓國的狀態本來是不可能永久維繫的,遲早要改變。朝鮮半島的分裂肇因於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前的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要求由蘇聯進軍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美國負責三十八度線以南。原本協議是解除日軍武裝,託管給聯合國,變成了各自扶持一個政府,造成了一個韓民族兩個國家的局面。兩韓都要求統一,北韓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侵襲,美國與中國捲入,打了三年慘烈的戰役。

現在兩韓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差距懸殊,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也有如天壤,因此如果朝鮮半島在此時發生改變,可能較有利於自由民主的一方。但是在七零年代以前,雙方的均勢並非如此。在蘇聯的工業與軍事支持下,朝鮮曾經一度大幅領先南韓。平壤的地下鐵等公共建設早於首爾,當年北韓人民生活水平高於南韓。早期工業化的基礎也是朝鮮勞動黨政權所以能夠茍延至今的原因之一。

北韓政權是全世界現存最高壓極權的政體,人權狀況極度惡劣。已經民主化且經濟與科技發達的南韓,對於如何對待北邊的同胞兼敵人,內部卻有很大的爭議。右派主張對抗,與西方民主陣營結盟對北韓施壓,支持美軍留駐。左派主張懷柔,反對與西方聯合對付北韓,甚至反對用西方民主人權標準來要求北韓,也反對目前僅剩兩萬七千名的美軍留駐。現任李明博總統屬於右翼,被認為藉由天安艦事件炒作反共情緒,操作選舉議題。

再過一個月,韓戰就滿六十年。兩韓問題遲早要解決,只是全世界都不希望是在武力衝突之下解決。因應此共同危機,兩大主要關係國:美國與中國,應該有更多的合作。在大規模的美中政策對話之後,新的東亞秩序如何藉由兩大國合作來體現,就看朝鮮半島危機的處理結果。

發表於2010/05/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5-19

等馬總統對修憲給個答案

馬英九總統執政將滿兩年,看起來他對現在的憲政體制似乎越來越滿意了。依據媒體報導,總統府發言人說,馬總統認為現行憲政體制沒有問題,運作很順暢,修憲沒有急迫性。發言人還說,在五月二十日,馬總統就任兩週年之日,總統府將針對修憲評估對國人說明。在本文截稿之時,還不確知馬總統將會對修憲給什麼答案。但看起來,期待憲政改革的人們對於馬政府是否徹底破滅的攤牌之日就要到了。

儘管憲政問題對台灣是多麼的重要與迫切--台灣民主政治的困境與突破之道,幾乎都必須上升到憲法的層次,也無法繞過修憲這一關。然而憲政問題也是一個比較屬於「菁英」的議題,只有相對少數人關心。這或許也是馬政府可能輕易躲過兌現其競選諾言的原因--馬政府在許多方面都愈來愈像其前任扁政府,只關心選舉和民調。至於馬總統在競選時說要在二零一零年檢討修憲,只要沒人提起,就輕輕地忘了吧。

如果輕輕略過兩年前的檢討修憲承諾,真是馬總統的盤算,那麼將不僅是令人失望而已,也將錯失絕少的歷史契機。此時的國民黨政權,正享有可能是在國會全面改選之後,決難再次出現的立法院四分之三席次--這正是現行單一選區制給予國民黨的不公平特權,也是歷史賦予馬英九先生以特殊責任,有絕對優勢而可主導修憲的特殊條件。馬總統就算贏得了下一任,也不太可能再度擁有跨越修憲門檻的國會優勢。在能夠主導的時候都不願意推動修憲的話,那麼在失去主導優勢的時候要推動修憲,就更不可能了。

馬總統竟然會認為現行憲政制度沒有什麼問題,這是很令人驚異的變化。檢閱馬總統過去針對憲政的發言紀錄,會發現馬總統是最不該覺得現行憲政體制沒問題的人。馬英九先生在憲法上是一位守舊派,歷來七次修憲,他幾乎都是不贊成的。基本上,馬英九是主張維持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包括其內閣制精神,而不贊同總統直選以及目前不受節制的超級總統權。換言之,依照他過去的言論,馬總統應該是不喜歡現行憲法,而該傾向推動修憲,將憲法朝向內閣制修改的。而內閣制正是自從二零零六年以來修憲運動的主流,國內民間團體與法政學界有相當大的內閣制修憲的聲音,何以馬總統現在又不想推動了呢?

絕對權力的誘惑,這是最令人擔憂的答案,卻也是不意外的結果。在陳水扁前總統主政時,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權責劃分非常紊亂,總統濫權現象層出不窮,行政院的施政受到總統府干預無日無之。馬英九先生從輿論界與學術界的分析中,得知憲政制度是主要的病根,那時候他不是總統,還沒有享受到超級總統權的好處,因此覺得這個制度該檢討。當上總統兩年之後,他發現這樣的超級總統權實在太好用了,而且他的權力比陳水扁還大--陳水扁前總統受困於民進黨居國會少數的事實,凡事受到國民黨杯葛抵制。而馬英九總統擁有國會多數,能夠以黨領政,權力更不受節制。要這樣的馬總統推動內閣制修憲,會不會是完全沒希望?五二零當天或許會有答案。

發表於2010/05/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5-12

馬總統如何維持現狀

「此時此刻,(台灣)人民認為統一或獨立都不是好選擇,他們寧可保持現狀,並深化雙方的互動,然後把統獨問題留給後代決定。台灣人民要和大陸做生意,但他們不要對岸的生活方式。」這是馬英九總統上周接見夏威夷東西中心記者訪問團時所說的一段話(引述自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及台灣中國時報的譯文)。相較於馬總統其他一些被認為「促統」的發言,曾經令許多人提心吊膽,這是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上,可能令大多數台灣人民寬心的一段話--如果這是他真實的理念。

近來馬總統在對外國訪客或媒體談到他的兩岸政策理念時,往往造成國內的爭議。最主要的原因,即是馬總統並不曾很明確、很一貫地講出他的國家戰略論述,反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反覆猶疑或者曖昧模糊。當然馬總統和他的策士們一定會辯解說,他們早已闡述得很清楚。但事實上,由於大家心知肚明,為了推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作關係,馬政府有些話是不能講的,或者有些話是不能不講的,在這些辭令的底下,究竟馬英九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就引起很大的猜疑。

把統獨問題留給後代,而且是複數的後代,意思就是可能是未來好幾代。這表示在未來數十年內,台灣不會與中國統一。這也隱含著對於統一或獨立,在目前我們的政府應該是採取開放的立場。這當然就和所謂「預設統一」是有衝突的。如果真的要把統獨問題留給後代去決定,而在我們的世代只追求和平的話,那麼也必須保障未來世代的選擇權利,換言之,現在所推動的兩岸政策必須是維持現狀導向,而不能是統一或獨立導向,亦即不該有無法逆轉的政策,使得後代的選擇權遭受剝奪。

就保留後代對台灣前途的選擇權而言,馬政府所做的是遠遠不夠的。維持現狀並非甚麼都不做。台灣方面的消極不作為,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默許現狀被改變。客觀而言,台海兩岸有朝向統合的自然趨勢,尤其在中國大陸方面積極作為的情況下,台灣是持續被拉過去的。維持現狀需要一些積極作為,但並不是要像陳水扁政府後期故意把兩岸關係弄僵,而是要讓台灣人民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政府不會放棄自己的國家。馬政府並沒有讓人民覺得現狀是可以維持的,反而讓許多人覺得恐慌。

馬總統說,台灣人民不要對岸的生活方式。沒錯。但所謂對岸的生活方式,指的是甚麼?台灣的生活方式,差異又在哪裡?從國民黨式的民主宣傳來看,對岸的生活方式指的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在國民黨所長期依賴的西方民主陣營標準下。但是這兩年來,在台海兩岸所看到的是國民黨高官以及財團要人們,不僅完全避談大陸上的人權與言論自由問題,甚至對台灣本身的民主制度流露鄙夷,反而對中共極權體制的「效率」推崇備至。國民黨人的這種態度,是和西方國家裡主張和中國交往的人完全不同的。

總而言之,馬總統在對外談及台灣維持現狀甚至可以改變中國之時,由於在這方面缺乏實質的政策作為,讓人覺得他若非完全童騃樂觀,以為一切都會船到橋頭自然直,就是只為了取悅人民。在他總統任期的後半段,強化其維持現狀的實質作為是最重要的。

發表於2010/05/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5-05

Never Say Never Again

「Never Say Never Again」是一部由史恩康納萊主演的「零零七」電影,台灣中文片名叫做「巡弋飛彈」--中文片名符合故事主題,反倒是英文片名與故事無關。英文片名由來是史恩康納萊演完上一部「零零七」電影之後,他說他「絕不再」飾演詹姆士龐德。康納萊夫人就提醒他:「絕不再說絕不」,意思就是「以後的事情很難講喔」。

結果,史恩康納萊又演了詹姆士龐德,這部片就以他夫人的名言做為片名。近日馬英九總統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說出絕不會要求美國出兵為台灣而戰--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國家領導人該不該說什麼「絕不」,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全與生存,這是馬總統的發言會使人憂慮的地方。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冷戰時期,本質上是個美國所保護的政權。國民黨不僅一向要求美國介入台海,整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之主軸,基本上就是台北極力企求不要被華府背棄的奮鬥史。莫忘記杜魯門政府本來不願意再支持敗退到台灣的蔣介石軍隊,若不是韓戰爆發,美國可能不會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國的軍力介入,是中華民國當時所以沒有被吞滅的主要因素。

美國以其軍事實力,保證台灣的安全,這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是非常基本的條件。這樣的事實,我們的歷任駐美大使(代表)、外交部長,都無法否認。若非如此,我們不會持續對美國政府與民間進行遊說,爭取美國對台軍售--軍售所代表的當然不只是武器硬體,也意味著兩軍在訓練補給指揮系統上的相容性。要求美國以軍力來保證台海安全,不是哪一黨的政策,而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基本國策。

看過馬總統在CNN的全部訪談(總共不超過十八分鐘),很難說他的談話顯示出什麼重大的政策改變。民進黨對馬總統這段話的批評,是斷章取義與厚誣了。馬總統固然講了絕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但他是在重複申述台灣為何需要美國售予防衛性武器--能增強台灣對中國談判時的信心與安全感,以及台海目前發生戰爭機率極低,這樣的脈絡下講出來的。更且,馬總統駁斥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台灣無關美國利益的觀點--馬英九在訪談中說,美國協助台灣防衛自己,不是為了台灣,更是為了美國自己的利益。

坦白講,馬總統的這些論點,與陳水扁前總統時期民進黨對美國政學界遊說所採取的論點,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民進黨政府對美國遊說,也不會明白要求美國以軍力介入台海(那是台美人團體FAPA以美國公民身分對他們自己的政府才能講的話)。要求美國武力介入,必造成美國民意反彈,結果適得其反。同樣地,民進黨也會訴求台灣與美國的利益一致,也會保證台灣不會故意將美軍拖入戰爭。

與其說馬總統拒絕了美國對台海安全事務的介入,倒不如說馬總統為了博取美國人的信任和好感,講了沒有必要的過度的話,而且會有負面效果產生。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本來就是曖昧模糊的,這是為了美國本身的戰略利益。美國是否出兵介入台海,不全然取決於台灣是否開口要求。但是,台灣的要求,對美國政策制定也並非毫不相關。華府官學政策界各股勢力,對於台灣領導人這樣的言論,接下來必然會有一些負面反應,值得馬政府觀察警惕。

發表於2010/05/0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4-28

中國新能源政策的成敗

根據汽車業界某研究機構近日發表的調查,中國人購買新能源車(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的意願是全世界最高的。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中國受訪者表示考慮在未來三年內購買電動汽車或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這個比例高達同一機構在美、日、英、德、法等國所做的調查結果的五倍。

這是個有趣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中國新能源政策推動的力道和成果。雖然有汽車業界人士認為,這個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消費者對於新能源的知識較充分,因此對電動車的接受度較高。但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不如說中國消費者對於傳統汽車的執著不深,不像歐美駕駛人對燃油引擎早已沉迷無法自拔。

更重要的是,或許我們可以推論,中國政府強力推動的新能源政策,已經對一般民眾的觀念產生莫大的影響,這才是中國人對新能源車接受度遠高於其他國家的原因。中國的新能源政策推行之成敗,也可能是影響世界經濟及攸關人類生存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這也讓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新能源政策的領導大國。剛剛閉幕的北京國際車展,吸引了全球兩千多家車廠及供應商,展示了九百多款新車,其中有九十五款都是所謂的新能源車,更有多款是中國自產自製,這說明了中國政府新能源政策與產業彼此造成相當的加強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要「打好節能減排的攻堅戰和持久戰」。上周,溫家寶主持國家能源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提出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保障,要求落實二零二零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以及二氧化碳減排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目標。

儘管中國政府的許多目標都是口號,但是在能源問題上則不可能不認真面對。成為能源消耗大國之後,能源安全無疑是中國經濟能否持續成長的最大關鍵。當然推動新能源是刻不容緩,但確保石油供應來源更為急迫。也因此中國在伊朗問題上不願意協同美國進行制裁,在沙烏地阿拉伯則故意配合玩弄國際權力平衡遊戲。

能源政策也成為國際角力的標的物。中國在去年就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投資國,其投資額為三百四十二億美元,將近是排名第二的美國的兩倍。儘管如此,國際壓力仍持續增加。世界銀行在本周一發表最新報告,建議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加大規模投資再生能源,以減少未來二十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

中國將如何因應這個由能源議題所帶動的國際競合新局勢?目前看起來,全力向前衝可能是最好的一條路,甚至是唯一的路。用政策規範和引導,藉由其巨大的能源消費市場,帶動新能源科技的研發和投資,一方面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一方面促進產業升級調整,若能對地球暖化問題有所貢獻,則更可以使中國國際地位提高。

發表於2010/04/2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4-21

歐巴馬的反核武佈局

四月和五月大概可以算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反核武之月吧,尤其是前兩周,推動反核武擴散的工作進行得相當密集。反核武是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歐巴馬所念茲在茲的志業,也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歐巴馬最近的反核武工作,雖然還很難評定其真正的成效,來自各派別的專家也表達各種不滿,認為仍無法遏制北韓與伊朗及恐怖組織的核武企圖,但合理的推測是,這些工作不僅具有長期的意義,同時也是圍堵北韓與伊朗核武的戰略佈局。如果是這樣,則歐巴馬總統已經向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歐巴馬的全球非核武以及對付「流氓國家」的戰略佈局,是先從美國自身的政策調整做起。四月六日,美國政府公布了由國防部主責的最新版「核武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宣示美國將大幅限縮使用核武的條件,也不再部署新核武,甚至未來對於沒有核武、且遵守「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的國家,美國就算受到對方的生物或化學武器攻擊,也不會以核武報復。此報告顯示了歐巴馬政府有了新的核武戰略(儘管歐巴馬也在紐約時報的專訪中提了但書)。

設下了較明確的使用核武的條件,這對於美國從冷戰時代以來採取的模糊嚇阻戰略,是很大的改變。批評者認為歐巴馬總統使得美國在報復敵人的手段上受到了限制,讓美國陷入更危險的境地。但事實上,即使在裁減核武之後,美國所擁有的核子戰力仍然遠遠超過嚇阻所需,而且美國是唯一曾經在戰爭中丟下原子彈的國家;美國的敵人,不論是流氓國家還是恐怖組織,都不會以為美國真的絕對不會用核武對付他們。不主動使用核武,且不對非核武國家使用核武,並不會削弱美國核武的嚇阻力,反而強化了美國對意欲加入核子俱樂部的新核武國家的談判力。

接下來歐巴馬達成了與核武老對手俄國的新合約。四月八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歐巴馬和俄國總統梅德維傑夫簽署了歷史性的「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這是自從前蘇聯瓦解以來,美國與俄國這兩大核武國家再度達成裁減核武的協議,對於全世界實質的核武數量減少當然有很大作用,但在這個階段更重要的是獲得其他核武國家的認可,以便形成更大更強的約束。

在美俄有成果之後,歐巴馬的下一步是取得新核武強權中國以及具有核擴散可能性的國家如烏克蘭等的合作。四月十二日在華府召開「核子安全高峰會議」(Nuclear Security Summit),召集了四十六個國家的領袖,要求他們對禁核與防止核擴散做出具體承諾。會議在上周才結束,具體細節將在五月在聯合國召開的「檢討防阻核武擴散會議」(NPT Review Conference)來落實。

在獲得核武俱樂部所有成員至少口頭承諾配合之後,美國才有可能集合舉世之力,共同來對付伊朗、北韓與蓋達組織等。當然舉世合作消除核武在目前仍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對反對獨斷獨行主義(Unilateralism)的歐巴馬極為重要。甚至如果有一天,美國必須對北韓或伊朗動武,則所有的正當性建構工作更是不可或缺的。

發表於2010/04/2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4-14

馬總統的愛將們

波蘭國歌(原為義大利波蘭軍團頌歌)的第一句是:「波蘭還沒有亡」。一句國歌道破了波蘭數百年來一次次被侵略瓜分,一次次瀕於亡國的歷史悲情。之所以會說「波蘭還沒有亡」,就是因為波蘭幾乎要亡,要所有愛國人民起來救亡圖存。若不是面臨亡國的威脅,不會有這樣的國歌。

馬英九總統在推動兩岸合作,包括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時候,常常必須要說:「我不會出賣台灣」。總統的一句話也說穿了台灣數百年來一次次被出賣的歷史悲情,以及人民對心懷大中國之統治者的疑慮。之所以必須要說「不會出賣台灣」,就是因為這個政府得不到人民足夠的信賴。

這是一件令人悲傷也感到震撼的事實。一個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的總統,竟然必須對他的愛國心一再宣示保證。這恐怕是有如波蘭國歌必須要一再宣示國家還沒有亡,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但是與波蘭不一樣的地方是,波蘭人民在極端無奈下面對亡國的命運,而馬英九總統卻必須為自己愛國心遭受質疑負起大部分責任。

我並不是指稱馬總統確有出賣台灣的意圖或行為,這目前還無法定論。我是說馬政府的許多作為都很符合批評者的指控,甚至在沒有明確賣台意圖之下,仍造成對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不利的後果。馬政府的幾位高層官員的言行,使得許多賣台的指控顯得並不違背邏輯,也使得馬總統的不會出賣台灣、不會傷害主權的保證呈現為一種隱含有歉意的自我辯解--所謂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辯解。

劉兆玄前院長申請到上海去參加世博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符合被指控邏輯的行為。現任行政院長吳敦義還說,劉前院長只是去參加文化活動。可是劉兆玄先生究竟有什麼非去不可的理由?是整個台灣找不到一位不曾擔任最高行政首長的文化界人士,能夠去擔任世博點燈的角色?眾所皆知劉兆玄先生的身分意義就是中華民國剛卸任的行政院長,除此之外他有什麼更重要的代表性?業餘武俠作家嗎?

最為荒謬的是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先生,一開始堅持要去參加博鰲論壇,害得內政部長江宜樺還必須出面為此舉的合法性背書,後來突然又不去了,只因為要去美國哈佛大學幫馬英九總統「主持視訊會議」。而不去博鰲的理由竟然是他「在博鰲的角色並不重要」。既然不重要,何苦折騰整個政府和人民呢?對國家公器如此不敬,這豈不是讓台灣人民覺得:「有這樣的國安會秘書長,誰還需要敵人」?

兩岸經濟協議的推動,之所以遭遇愈來愈大的民意反對,其中有經濟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當經濟的因素已經很難解決的時候,馬政府的高層官員們還不吝於持續添加政治的因素,讓更多人覺得這個政府的領導者們確實是過度親中媚共。種種非必要而有負面效果的作為,例如劉兆玄與蘇起的訪中計畫,都不是在促進兩岸交流,恰恰相反,是在破壞民眾的信賴。阻礙兩岸發展的不是民進黨,而是馬英九總統和他的愛將們。

2010-04-07

期許雙英辯出台灣該走的路

台灣目前所面對的國際經濟與政治情勢,確實是相當地困難。不是哪一位領導人,或是哪一個政黨,就掌握有趨吉避凶的法門,能夠突破對外經貿的困境,還能夠增進政治上的獨立自主。誰來執政,都會面臨同樣的大環境侷限,就好像籠中的鳥,有的往左飛,有的往右飛,差別只是撞到籠子的不同邊而已。

這也就是說,台灣今天所必須做的對外政策選擇,其實往往只是在諸種預期後果之間進行權衡與折中(trade off)。現實世界並不存在一個完美的選項,可以讓我們同時得到所有想要的美好事物。正因為如此,自從台灣民主化以及兩岸交流以來,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這三位總統所領導的政府,都試圖在對外政策上獲取平衡--儘管他們看似有絕對的差異,政黨彼此之間有嚴酷的批評,但並非完全沒有共通點。

話這樣講,並非我們就可以用浮泛的相對主義觀點,含糊籠統地對待政黨政策之間的差異。對於國家的想像,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距離。現有的兩大政黨,分別代表台灣戰後歷史裡的兩個社會,獨與統仍是兩大政黨各自的核心理念。不論如何,民進黨與國民黨內較為務實的領導者們都很清楚,台灣真正該走的道路並不在於光譜的兩端,而是在某種中間路線上。

如果「賣台」、「鎖國」或任何一種極端口號可以解決台灣所有的問題,那麼事情反而好辦--只要加入對的那一方,消滅錯的另一方。相反地,恰恰是由於台灣真正可以走的出路,相當狹窄崎嶇兼且曖昧難明,所以我們才需要有大批明智的愛國之士,付出極大的精力,來協助辨認出口的光源,描繪未來的路徑。

中國崛起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積極主導東亞、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加上全球經貿自由化的速度由於談判停滯以及金融風暴的影響而減緩,使得台灣的對外經貿空間愈來愈落入中國所能夠影響的範圍。毫無疑問,中國已經開始運用其經濟力量以及經濟所帶來的外交實力,驅趕台灣進入大中國的口袋。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既是中國在區域經濟中孤立台灣並請君入甕的預期結果,另一方面卻也是台灣試圖在此一窘迫逆境下謀求生存的嘗試。台灣之所以無法加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以及與各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阻撓。但是台灣若不與中國妥協,同樣沒有機會。ECFA簽或不簽,對台灣都有極大的風險,而台灣的出路就在如何拿捏與中國貿易正常化的範圍和速度之間。

以上這樣對台灣處境的陳述,或許支持或反對ECFA的人都有可能接受,相信也是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都有可能同意的。在兩位主要政黨領導人準備要就ECFA問題進行辯論之時,期許兩位願意將此辯論不要當做一般的政黨論爭或口才魅力的表演,而該視之為不同立場的愛國之士,共同摸索台灣那條狹窄崎嶇的出路,透過意見交鋒的火花照亮,協助人民辨認未來的方向。

2010-03-31

我們缺少一個對外政策知識圈

由於兩種國家想像(獨與統)、兩種歷史觀(台灣與中國)的長期對立,台灣一直缺乏一個對外政策的知識社群。這導致我們的知識份子,包括政府公務員與新聞媒體人員,沒有對於國家利益的共同認知,甚至沒有對國家的共同定義。缺乏這樣的知識社群,或者說政策討論的圈子,使得台灣的對外政策一直陷於黨派對立和反覆空轉。

就台灣而言,所謂的對外政策,即包括中國政策或大陸政策,當然也包括對外經貿的政策。就如同外交強權的美國,其對外政策體制(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包含從白宮到國務院、國防部及諸多援外機構如國際發展總署(USAID)等;台灣的對外政策體制也應該整合總統府、國安會、國防部、外交部、經濟部、陸委會、新聞局、台灣民主基金會、國際合作基金會等諸多政府及半官方機構。

所有這些機構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理論上應該是共同立基於一套完整而內在一貫的政策觀點--可以稱為國家總戰略。每一個機構的權責範圍是互補的,政策目標與優先順序也有差異,但是對於根本國家利益的定義,以及國家利益的具體化目標,則應該是一致的。這樣的國家總戰略,可以是一份正式文件,例如國家安全政策白皮書,更可能是存在於諸多非官方文件,但其知識份量與影響力更勝官方文件的學術專著、期刊論文、媒體評論文章或專欄等等。

這些討論、定義了國家利益與政策觀點的非官方文件,其實就是對外政策知識社群的腦力產物,其總合就是所謂的國家戰略論述。在這裡要釐清,並不是一篇文章或一篇專訪叫做一個論述,而是代表了某類型觀點的多篇著述集合起來可以稱為一種論述。完整而一貫的對外政策,以擁有高品質的對外政策知識社群為前提。有了對外政策知識社群的集體腦力激盪,才有某種或數種政策論述的產生,經過政治選擇而形成代表國家戰略觀點的官方文件,而為對外政策體制的諸多政府部門所落實執行。

當然,從批判學術的角度來看,所有的國家安全戰略最終都有其混亂模糊與不可執行的性質,各個政府機構之間、政府與(跨國)企業和民間團體之間都會有無數的矛盾和衝突。但是在實務上,若沒有立基於充分知識討論的政策論述,不僅政府政策會錯亂,人民對國家目標也會陷入困惑,則國家安全危殆。

現在台灣最可警惕的是,我們既沒有足夠質量的知識社群來形成有意義的政策論述,並且由於藍綠統獨對抗而無法對國家利益獲致一個相對整合的定義。對台灣這樣一個面臨巨大外在威脅卻又非積極走出去則無法生存的國家,我們所需要的對外政策,從學術思想到政策論述到落實執行,都需要最精細、最聰明、最理智的思辨與規劃,偏偏這正是我們最缺乏的。

建立對外政策的知識社群,培養立足於國家利益而非黨派成見的知識份子,生產兼具有知識品質及政策相關性(relevance)的政策論述,對台灣是攸關生存的大事。

2010-03-24

錯誤觀念下的台灣民主資產

民主是台灣最大的資產,許多人都這樣說。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的政府官員、各界菁英們,有多少人真的了解這寶貴的資產呢?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運用這份資產?有能力去推廣嗎?有能力去外銷嗎?這些疑問,可以從「台灣民主基金會」的人事爭議找到答案。

台灣民主基金會是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的民主協助基金會。所謂民主協助(democracy assistance)是指先進民主國家的政府與民間團體,對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提供援助,促使其民主化。這當然是含有意識形態的,也就是推廣西方式,特別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民主。

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從九零年代後期,就鼓勵台灣加入民主協助事業,但當時政府並不積極。政黨輪替後,外交部次長高英茂將其視為己任,極力推動,直到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發動全球反恐聯盟,當時陳水扁政府發現美中戰略情勢丕變,為了配合美國,才在二零零二年召開的國安會議中,將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列為第一項決議,並由外交部每年撥款捐助;且為了爭取國會支持,在章程中明定由立法院長擔任董事長。

在這樣特定戰略思考下成立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政治色彩當然非常濃厚。不論如何,推廣民主對台灣終究是有利的。且不論一年區區一億五千萬新台幣的經費(而且其中只有四千萬用於國際民主協助,其餘用於補助政黨及國內團體),究竟能否幫上緬甸、越南乃至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運動,光是談其中的國際宣傳效果,對台灣的民主形象當然是有加分的。

但是,很可惜地,這樣一個有著推廣普世民主的崇高理想,又符合國家利益的基金會,在兩任政府的錯誤認知和定位下,並沒有充分發揮應有的功能。從民進黨到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一直認為台灣民主基金會,猶如國際合作基金會(國合會)一樣,是屬於該部管轄的。就政府會計來說,外交部必須為台灣民主基金會負責,是沒有錯。但是台灣民主基金會既為國家級的基金會,應該超越政府黨派而獨立運作,外交部則謹守其做為基金會的最大捐助者角色即可。

台灣民主基金會脫離政府控制而獨立運作,方能夠發揮其推廣普世民主與促進國家利益的功能。第一個原因,外國的民主人權團體,能夠比較坦然地接受贊助,而不必去解釋為何拿台灣政府的錢。第二個原因,民主基金會有時候會做些與官方外交政策看似違背的事情,比如資助某些國家的反對黨或反政府的人權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常常做些與國務院(外交部)政策不合拍,但是卻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事情,由於國務院無法直接管轄基金會,反而使得兩者有著黑白臉分工的空間。

獨立於政府而能夠促進國家利益,這種微妙的關係,是我們不懂辯證思考的政府決策者所無法想像的。陳水扁總統把民主基金會視為表演舞台,每年要辦邀請外國卸任元首來台的大秀,目的是榮耀他自己。高層也把基金會當做提款機,要辦些國際活動就要求基金會贊助個幾百萬,渾然不知民主協助基金會的正職是支持外國的民主人權團體。

決策者觀念的錯誤,在人事安排上暴露得很明顯。過去的兩任執行長高英茂和林文程都是中國研究學者,並且是外交部或國安會背景,把基金會當做學術資源和政策工具來運用,卻沒有民主運動的經驗,甚至對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所知有限,幾乎無法與外國民主工作者對話。現在新任的執行長黃德福算是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出身,但卻是站在威權政府的立場研究民主化,更不曾有民主運動的參與經驗,其對於台灣民主究竟有多深的體認?又能否得到國際民主人士認同與尊敬?在在令人存疑。

寶貴的台灣民主資產,為何無法發揮最大的綜效,從這些觀念與人事問題就可以窺知一部分答案。

2010-03-17

台灣政府如何面對讓利

中國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提出,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時候,大陸可以對台灣「讓利」。「讓利說」使得台灣內部又爭吵不休,雖然溫家寶先生應非有意造成台灣的紛擾,但是缺乏戰略思考的台灣政府官員與立法委員們已經被「讓利說」弄得窘態畢露。

首先是台灣官員們顯示出一種公關辭令戰的典型台灣政治思維模式。我們的官員們覺得「讓利」不好聽,好像被人家施捨,於是要發明各種新的說法來替代,或是把「讓利說」重新包裝。於是吳敦義院長說要講「同理心」,陸委會說要講「對等互利」,國民黨立委們又七嘴八舌提出各種修正說法,深深陶醉在比賽誰說得好的遊戲裡。

這些言語招數徹底顯露出當前台灣政治的掩耳盜鈴的特質,以及一種講到大家滿意就好的特有華人文化。真要簽訂ECFA,台灣難道不希望中國對台讓利?如果中共不對台讓利,國民黨政府有什麼本事能夠談到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的結果?從台灣民眾的角度,政治上當然要對等,但是兩岸在經濟上要如何互利?現在我們能夠讓的經濟利益有多少?中共要從我們這裡獲得的難道是經濟利益嗎?還是政治影響力?

一件事情不去談它的本質,不去面對它的真相,只是要「僑」出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聽了不會太不舒服的說法,大家滿意了,哈哈一笑,這就是華人文化的特徵,也是台灣一般政客的陋習。所以立法委員們興致勃勃地討論不講讓利,那要怎麼講會比較好聽。這在美國政治裡叫做「spin」,就是「轉」,河洛台語裡也有這個「轉」的說法,就是事情本身如何不去碰它,換個說法大家高興就好。

對於溫家寶先生在對台讓利上的誠意,其實不必有太大懷疑。我在上周的專欄裡寫過,中共對台沒有陰謀,全都是陽謀,最終就是要統一台灣。這對中共來講,本來就沒有不可告人之處,站在他們所定義的民族大義,根本是正氣凜然。溫家寶說得很清楚了,「因為我們是兄弟」。台灣在思考ECFA的時候,本來就該把長遠的政治影響放進來討論,怎麼可能假裝兩回事不相干呢?

台灣領導人如果有大一點的器識,有深一點的謀略,為什麼要花這些力氣去迴避「讓利說」呢?溫家寶講得明確,「在商簽協議時要充分考慮兩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不同,關心台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的利益,特別要照顧台灣農民的利益。」讓利的說法是要統一中共各部門的思想,以便對台談判時化解各種內部阻力。

台灣政府該做的不是假裝不要中國讓利,而是要讓台灣的中小企業和農民明瞭,能夠照顧我們的是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政府的談判態度當然是要去爭取中國讓利,讓愈多愈好,理由很簡單,溫家寶講了:「兩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不同」,不是嗎?如果中國沒有真的讓利,那麼我們也就不需要一紙無利可圖的ECFA了,不是嗎?

台灣政府該做的更不是假裝中國讓利沒有政治圖謀,而是要讓人民能夠相信,任何我們不願意拿去做為讓利交換物的--我們的主權、自由和尊嚴,都不至於因為簽訂ECFA而喪失。就此而論,抱有疑慮的台灣人民與其說是害怕ECFA,倒不如說是不信賴馬英九總統和他的政府。不管有沒有ECFA,這樣的不信賴都存在。要解決此一問題,領導人除了重建自己的中心思想,別無他途。

2010-03-10

對台讓利的政治經濟學

中國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一句對台可以「讓利」的說法,讓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洽簽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又回升了,而台灣內部對於ECFA的爭議也將再度升高。「讓利」說一出,其實提供了做為台灣人的我們重新檢視有關ECFA爭議的許多基本前提。

讓利,為什麼要讓利?讓利要換取甚麼?小利當然可以讓,如果能夠獲得更大的利。利也不一定要換利,讓利可以換名,也可以買人心--讓我想起戰國策的故事「馮諼市義」。名和義都可以用利去買。名,是指中國對台灣的名份。義,是指台灣對中國的民心。讓利,求名,市義,這當然是中國對台讓利的政治經濟邏輯。

認知中國對台讓利的政治經濟學,是理性思考兩岸關係的基礎。中國對台沒有陰謀,通通是陽謀--中國明白講著要和平統一台灣,戰略上叫做和平發展,同時導彈瞄準著台灣。中國對台政策的基本前提是「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只是這個中國的定義還可以討論,但是要求台灣政府必須承認一個中國。所有的對台政策依此展開。

對於中國的陽謀,台灣應該不存在甚麼疑惑。中國政府所有的惠台政策、對台讓利,都是為了更大的政治目的服務,差別只是手段與目的之間的直接間接程度,以及時間表的緩急、目標的寬嚴而已。只是很奇怪地,在台灣,國民黨政府不願意承認有這一回事,而民進黨和所謂獨派則不相信大家都知道有這一回事。

國民黨不願意承認中共的惠台與讓利,都有長遠的政治目的。馬英九總統不斷問我們的國民,他如何出賣主權。吳敦義行政院長說,如果ECFA協議中有統一字眼,要他下台都可以。拒絕承認中共對台有政治圖謀,要人民天真無邪地相信兩岸經濟合作與台灣主權無關。這是把兩千三百萬國民都當成白癡。

民進黨不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共的陽謀,一直聲稱那是個陰謀,而不斷以揭發這個婦孺皆知的不是祕密的公開陰謀為己任。但是揭發一個眾人皆知的陽謀,不算是完成了最大在野黨的任務。台灣與中國大陸需要某種經濟合作的協議,這是現實的需求。不想辦法解決現實問題,只會不停地講大家早就知道的廢話,也是把人民當傻瓜。

台灣政府應該要面對的難題,不是中國對台讓利背後有沒有政治圖謀--當然有。核心問題是中國對台讓利,我們不願意被拿去換的東西是甚麼?政府有沒有能力保障這些我們不願意失去的東西,不會糊里糊塗地就在被讓利之後遭奪走?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等而下之的是陸委會,無能處理核心問題,只會很被動地說:等著看中國要拿甚麼利來讓。

台灣人民最關切的問題,其實國民黨政府已經間接承認了,那就是不願意被統一。馬總統的澄清,吳院長的保證,都等於間接承認了怕被統一是最大的民意壓力。但是國民黨政府最該做的不是去背書中共的善意--國共兩黨的信用也不堪互相背書,而是要表現出抗拒被統一的決心以及拿出方法來。

2010-02-23

失業問題對美國政府的內外衝擊

虎年伊始,全球景氣看似復甦,但是在美國,經濟的好轉並沒有為嚴重而急迫的失業問題帶來春暖。紐約時報近日報導了美國「新貧」(the new poor)人口的大量出現。所謂新貧是指原本習於中產階級生活的數百萬人,現在必須依靠政府救濟才能夠生存。更慘的是其中有上百萬人,他們所請領的失業救濟已經接近到期,除非國會批准政府將失業救濟期間延長,否則這裡面有許多人即將連房租都付不出來,被迫成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中產階級淪為新貧遊民,對人心和社會結構的衝擊將十分可怖。

歐巴馬政府最急迫的任務:就業,就業,就業。但無論政府如何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要能夠吸收這麼龐大的失業人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美國的勞工學者預估,每個月要有十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才能夠勉強吸收被裁員的失業者。但是美國現在的失業者有一千五百萬以上,其中長期失業(六個月以上)的有六百三十萬人,是自從一九四八年政府開始做此類統計以來最高的--而且還比史上次高的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的紀錄,還要高上一倍。即使是非常強勁的經濟復甦,都很難創造出足夠的工作機會。

經濟學者認為,無就業的復甦,將成為美國經濟景氣循環的趨勢。他們從研究發現,最近歷史上每一次的景氣循環,在衰退中失去工作的人數,都比成長時得到工作的人數更多,而且這樣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毫無疑問,這一次的經濟危機是最為強烈的例證。被裁員的勞工都以為只要景氣復甦,公司就會恢復雇用,結果卻是工作機會一去不復返。如果經濟每收縮和擴張一次,就蒸發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工作機會,那麼美國的失業率將是持續攀高而沒有恢復的一天。

失業問題對於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重大政治問題,何況是以勞工為基礎的民主黨歐巴馬政府。不僅僅是如何加碼失業救濟,同時必須穩定消費金融,又要努力持續刺激經濟,促使持續成長,還得想辦法讓企業增加雇用,這一切都已足以讓歐巴馬政府焦頭爛額。對外政策的優先性,在短期內都要讓位給國內就業與經濟議題--除非,除非對外政策是不影響甚至有助於處理就業與經濟問題。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大略預測美國國內失業惡化,對國際局勢的可能影響。第一是伊朗問題大概不會用強硬方式去解決:雖然共和黨脫線的未來總統角逐者前阿拉斯加州長裴琳竟公開建議歐巴馬總統考慮對伊朗開戰,理由是可以讓歐巴馬顯得「硬派」(tough),挽救他下滑的聲望;裴琳的怪招大概不會被歐巴馬採納,因為發動對伊朗戰爭在外交上並非必要手段,更不會對就業與經濟有所幫助,反而可能擾亂油價,導致更大的經濟災難。

第二是美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勢必更緊張:一方面是真的要解決人民幣匯率、貿易差距等問題,另方面政治上也得有個國內經濟問題的歸咎對象,可以預見歐巴馬政府會要求中國做更多讓步。但是在軍售台灣、接見達賴喇嘛等動作之後,中國政府也很難立即與美國達成互信合作。可能的發展是雙方持續累積籌碼,繃到一個緊張的高點,直到不合作的後果在雙方都無法承擔的時候才妥協。

2010-02-10

不在籍投票:人民的權利 vs. 政黨的權力

公民權是不斷擴大普及的。權利就是權利。民主政黨的職責是維護人民的權利。一九九六年,當時我(二十九歲,還是個青年)主持民主進步黨的青年工作,為了推動「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運動,就是以這三個主旨,力辯民進黨內外。那個時候,民進黨內部還有許多「大人」反對將投票年齡從二十歲降低到十八歲,理由是「十八歲不成熟」、「他們會投給新黨」(那時還沒有「泛藍」這個詞)。當然,國民黨也有很多人反對,理由是「他們會投給民進黨」。

從奴隸到自由人,從白人到黑人,從男性到女性,從二十歲以上到更年輕的人口,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公民權持續擴大普及的歷史。公民權裡面最關鍵的是參政權,參政權中最核心的又是選舉與被選舉權。投票的歷史不斷演進,過去不能投票的,要讓她能投票,愈來愈多的人口參加公平普遍的投票,這就是人類民主化的歷史景象。

權利就是權利,從自然法所推得的是人的天賦權利,在憲法裡所規定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凡是人、凡是公民都該享有這些權利,不能被剝奪、不該打折扣。除非在極為不得已的情況下,政府對人民權利予以限制,但是一旦現實條件允許,就該立即恢復這些權利。如果人民該享有投票權,那不管他要投給哪個政黨、哪個人,他都該擁有這個權利。事實上,人民有權選擇任何一個政黨,正是投票權的根本理念。如果這投票權會因為政黨傾向而遭受剝奪,那就不再算是一種權利了。

政黨的目標是贏取權力以實現政治理念,但是政黨贏取權力的方式應該是幫助人民獲得權利,以及保障人民行使權利的機會,而不是用限制人民行使權利的方式來保護政黨的權力。過去威權時代,國民黨正是用限制人民行使權利的方式--「台灣地區人民」不能投票改選全部的立法委員等等,來保障國民黨的絕對權力。民進黨從一無所有到打下半壁江山、中央執政,靠的卻是為人民爭取行使權利的機會,包括更開放公平的選舉、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等等。政黨的動機是獲取權力,當然有私心,但只要政黨獲取權力的方式,符合公民權擴大普及的潮流,那就是正當合理的方式。如果是違背此一潮流,竟然採用與人民權利敵對的做法,那就是卑鄙的方式。

這三個基本論旨,適用於十四年前我們爭取將投票年齡降到十八歲,更適用於我們今天看待不在籍投票的爭議。投票是公民的權利,該有的就是要有。目前人民投票皆必須回到戶籍地,這樣的做法究竟是否合憲都還有問題,應該說只是為了選務機關的方便或成本考量而已。設想有一天網路投票的所有法律與技術問題都克服了,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隨身裝置(比如手機)進行選舉或創制複決(公民投票),那個時候我們必定會認為今天我們每個人要回到戶籍地去投票,是一件很落伍可笑的事情。

內政部研議的移轉投票(現地投票,不必返鄉投票),基本上只是選務改良而已,能夠讓更多人較輕鬆地行使公民權利,尚未牽涉海外國民通訊投票的問題。但民進黨質疑是國民黨預謀在二零一二年引進駐大陸台商通訊投票,為此民進黨反對任何不在籍投票的改革。現在的民進黨人似乎忘了,民進黨的權力一向來自為人民爭取權利,而不是限制人民的權利。看著民進黨人失去了「權利就是權利」的意識,竟然以預設「他們會投給國民黨」為理由而與人民的基本權利作對,只感到愚昧與可悲。

發表於2010/02/1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2-03

軍售案:歐巴馬與馬英九錯在哪裡?

美國政府向國會報告了新的對台軍售計畫,規模高達六十四億美元。對此,中國政府有強烈的反應,外交部、國防部等先後表示「強烈憤慨」,並接連宣布了暫停軍事交流等四項措施以示抗議。軍售案對改善中的美中兩國關係投下了很大的陰影,也將衝擊目前的兩岸關係。中國官方及學界不僅強烈批判美國,也正從輿論上鼓起對台敵意。

從台灣民眾的立場,該如何看待此一事件的本質,又如何評估其未來發展?首先要理解,美中台關係從來就有波折起伏,從美國戰略與政策的角度看,自從尼克森拜訪毛澤東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無一不曾在任內改變對中國的態度與政策,而美中關係也一直跌宕起伏,其中尤以老布希與柯林頓兩位前總統在人權與貿易問題上改變最大,因此論者有「轉向」之說(About Face,資深記者Jim Mann的書名)。歐巴馬政府才上台一年多,接下來的轉向可能還有好幾波,我們不必對這類的改變有太大的驚異。無論如何,美中關係在大趨勢上仍是改善的。

從台灣的長遠利益來衡量,軍售通過以及軍售事件的影響,對我們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跳出一般學者與評論家的層次,我要指出這實在是美國與台灣兩位總統的政策錯誤,同時傷害了美國與台灣的利益。整個事態發展下,唯一受害較小者反而是中國。先談中國為何受害反而最小。中國對台大戰略已經定案,即是所謂「和平發展論」,其實就是以商圍政、用錢收買人心。在台灣已經無力與中國對抗,而正式台獨也不可能的情況下,中國本來就不預期與台灣會有軍事衝突,甚至也不預期台灣會有意願與中國衝突。軍售對中國並無實質威脅,中國所在意的是美國顯露出繼續介入台灣事務的意圖,這是中國最感憤怒的。但這種憤怒主要是面子因素居多。

我所指的歐巴馬總統的政策錯誤,並非單指提出對台軍售案,而是他對中國的錯誤評估和表態,導致一連串的後果。去年十一月歐巴馬訪問中國之前,我曾判斷他會顯示得稍微強硬--更堅持一些基本原則,特別是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人權議題的關切。因為就美國的國家利益,歐巴馬的亞洲首航必須要有穩定美日關係及鞏固美國在亞洲領導權的宣示作用。結果我猜錯了,歐巴馬成為有史以來對中國共產黨最客氣的美國總統,中國舉國上下對他的過度友善還頗感到驚喜。在兩個月之後,這樣的歐巴馬卻宣布要提供對台六十四億美元的軍售,當然引發中國惱怒。歐巴馬比老布希、柯林頓還要糟糕的地方是,兩位前總統是「前倨後恭」--口頭講人權,行為向錢看;而歐巴馬則是「前恭後踞」,該提人權卻不敢提。這樣的草率做法,勢必造成比柯林頓對美國利益更大的傷害。

賣方是錯的,買方也是錯的。從台灣的國家安全角度而言,馬英九總統向美國買的這個保險,與他的政府持續漠視甚至刻意壓制台灣人民的國家意識,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行為,顯出馬政府戰略思想的混亂。在一個叫國民不要愛國的國家(更別提否認自己是個國家),再先進的武器系統也不會讓我們更安全。馬政府要花六十四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腦袋是多麼的錯亂,也會造成國內民意有更多反對聲音。

發表於2010/02/0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1-27

提名改革與民進黨的再正當化

民主進步黨在上周舉行的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由黨代表通過了提名辦法的重大改變。除了部分都會首長提名由黨中央徵召之外,其餘全部改採民意調查方式決定。這個提名辦法的改變,可以被視為一個政黨改造運動的一部分。而整個改造運動,則是民進黨重新獲得社會主流正當性(legitimacy)的過程,或可稱之為民進黨的「再正當化」(re-legitimization)。

民進黨從黨外時代起,由於國民黨掌控著學校與媒體等「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一向遭受社會主流否定與敵視。透過不斷的民主觀念及本土意識宣揚,以及世代政治崛起的影響,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至九零年代中期,民進黨終於脫去了暴力黨及邊緣人集團的刻板印象,獲得都會中產階級乃至主流大眾媒體的認可。一九九四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即是民進黨終於獲得社會正當性之驗證。這種社會正當性,當然必須具有道德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意識形態鬥爭的成果。

民進黨好不容易獲得的社會正當性,在陳水扁總統執政後期遭受到最嚴重的挑戰。激烈的藍綠對抗(民主內戰──兩個社會的對立),與陳水扁政府的社會分化操作策略互為因果,再加上金錢貪瀆的醜聞,使得民進黨的道德形象瓦解,做為執政黨的統治正當性幾近於潰滅。

在下野之後,民進黨僅存的正當性基礎,在於它是主要的代表本土社會(第一社會)的政黨,以建構和批判馬英九政府的「傾中」印象來維繫生存。但是這樣一種非常退縮而敵意的社會位置,顯然是對民進黨長期不利的。民進黨現在的黨中央以及青壯世代的領導者們,對此應該是瞭然於胸:一方面民進黨的中國政策空間受到了緊縛,使得其與國民黨的政策競爭處於劣勢;再者民進黨將無法擺脫支持陳水扁前總統的黨內勢力箝制,也無法重建道德形象與重獲社會主流認可。

現在民進黨中央的領導人與幹部們,大部分是務實而保守的。他們雖然知道民進黨面臨失去社會正當性的嚴重危機,但是囿於政治性格,他們並不敢揚起大旗進行組織與思想的改造。一直要到縣市長及立委補選累積了一些小勝之後,民進黨中央才開始有點信心,來推動這民進黨「再正當化」的政治工程。

提名公職候選人是一般政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民進黨此時最大的課題。改採「全民調」方式決定提名,就是要讓民進黨將黨的體質完全貼近於社會主流──多數一般人喜歡誰,民進黨就提名誰。民進黨博取社會主流認同的意願非常之強,強到了願意將原來的自我「化掉」的程度。

民進黨改採這樣的提名方式,不僅企圖在候選人名單的產生上貼近主流,也能博取媒體輿論的好感。其實在台灣大眾媒體的年輕世代從業者中,仍有較多數人是同情民進黨或是樂見民進黨成長的,只是民進黨失去道德形象讓他們退避三舍,又他們也厭惡民進黨走極端路線。此時民進黨改採貼近民意主流的做法,有助於提高媒體對民進黨改革決心的評價,這當然也是民進黨重新建立社會正當性的必要途徑。

發表於2010/01/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1-20

谷歌Google與美中關係

就個人經驗來談,我是谷歌(Google)的重度使用者--此刻我在電腦上寫這篇專欄文章,不是打在編輯軟體如Microsoft
Word上,而是透過網路打在「雲端」的Google docs(谷歌的免費服務)。稍後我要用我的谷歌應用服務(Google Apps)下自有網域名稱(custom domain)的Gmail電郵信箱來寄送這篇文章給新新聞的編輯。新新聞出刊以後,我會把文章貼在「台灣新議程」部落格(http://new.agenda.tw)--這個部落格架在谷歌的免費服務Blogger平台上。更不用提,在寫作過程中若要查閱任何資料,我會立即使用谷歌搜尋。

今天,在我的Gmail信箱收件匣上方,出現一行的簡體中文字贊助連結(sponsored link),寫著「美中關係-www.america.gov/gmck-發展真誠和建設性的合作關係,共同迎接全球挑戰」。點下這個廣告連結,開出了「美國參考」(America.gov)在「美中關係」項下的網頁。

在這個網頁上,頭條刊登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主席胡錦濤的握手照片,右側欄有一幅醒目的圖片,由美國國旗的藍底白星與中共國旗的紅底黃星交疊構成,色彩壯麗奪目,寫著「美中正式建交三十週年」。在主要內容的地方,列著這幾則標題:國務卿克林頓(即柯林頓夫人)對谷歌公司在華業務營運表示關切,並強調指出互聯網自由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就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被判刑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尊重公民權利,並立即釋放劉曉波;奧巴馬政府表示,中國開庭審判異議人士劉曉波及即將做出的判決不是一個泱泱大國應有的行為,中國政府應該順應廿一世紀的潮流,改善與本國人民的關係;白宮發布簡報,介紹美中兩國的能效(能源效率)行動計畫。

從谷歌上浮現的這個網頁,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此時美國與中國的複雜關係與交錯的利益。「美國參考」是美國政府的宣傳網站之一,由國務院國際信息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所製作管理。國際信息局和他們的這個網站,都是近年來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政策思潮的產物。所謂公眾外交,就是運用大眾媒體及教育文化等管道,直接影響他國的公眾,使其對本國產生支持或好感。

美國雖然與中國發展「真誠和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是大國競爭的面向方興未艾。國務院透過谷歌的廣告,傳播美國政府的信息,並且不怯於表達對中國政府作為的批判,這說明了美中關係還會有相當多的理念之爭,也顯示了谷歌(及其他美式科技文化載具)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網際網路(互聯網)用戶市場,卻也是網際網路的自由解放潛能最受箝制的國度。在暫停中國業務這件事情上,谷歌的決定是有正面意義的,除了讓我們看到這家公司對其企業理念還有堅持,也能夠再鼓起全球網路使用者對中國網路言論自由問題的重視。

發表於2010/01/2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1-13

台灣前途非由美國決定

在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歐巴馬甫結束中國訪問之行,我就在這個專欄中斷言:美國對台政策已經改變。我認為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國家利益所繫。一個長久的謎題:美國是否願意為台灣與中國一戰?這個問題也已經不存在,因為台灣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已經降到很低,美軍介入兩岸衝突的必要性當然隨之趨近於零。對此,美國許多中國專家頗為得意,認為是美國政策成功地管理了台海問題。

美國的哪個政策成功地管理了台海問題?華府外交圈的主流,不分民主共和黨派,都會說是「一個中國政策」、三個公報、台灣關係法。在這方面,由於他們認為政策成功,因此不必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只會愈來愈固化。改變的是美國不再需要台灣做為圍堵中國的馬前卒。為什麼不需要了呢?原因很多,其中一項是,中國已經兵臨城下,美國必須自己在各個領域自己去面對--美國在東亞、在南亞、在歐洲、在非洲、在美國境內,已經直接面臨中國勢力的滲透。

在冷戰體制建構的年代,台灣是美國與中國勢力交鋒的最重要所在。現在,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東亞一個主要的支點。雖然美國對中國是既競爭又合作,但是美國對中國的避險方案(Hedging)也未必要以台灣做為避險工具--事實上,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用台灣來避險可能更加重了風險,既無法用台灣來削弱中國,反而破壞與中國合作的一面。美國要在中國政策上避險,所該做的是加強與日本、印度、東南亞的關係,而非台灣。

做為一個台灣前途的思想者,我當然不是在鼓吹某種台灣末日論--恰恰相反。我和一些親美台獨派不同,他們對台灣的信心來自於美國的支持,如果美國不支持,他們就快要崩潰。我和一些反美親中派當然更不同,他們看到美國對台政策改變,就額手稱慶,更趾高氣昂地站在中國立場來教訓台灣人,說美國撒手,台灣人要「知死」了。這些人都錯了,錯在他們以為台灣的前途由美國決定。

我所鼓吹的是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在冷戰時期,台灣依靠美國的支持而不受共產中國的統治,但由於台灣不民主,那並不是台灣人民的選擇。民主化之後,台灣繼續獨立於中國之外,這已經不是美國的政策所能左右,而是台灣人民自主的選擇。從柯林頓到歐巴馬,美國政府不斷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是傾向不與中國統一的台灣民意不斷高漲。如果有一天台灣要與中國統一,那也必須是出於台灣人民透過民主程序所表達的共同決定。

還有一點,是更該讓北京領導人清楚的,就是中國對台灣前途的影響力,是遠超過美國的。這話怎麼說呢?中國政府與人民對台灣的態度,是會影響台灣人民對中國的感受,也會影響台灣人民是否願意與中國有更進一步的政治整合。這是美國人所無法做到的。中國政府若仍以為台灣人不願統一,是受到美國的操控,那又是另外一種嚴重的錯誤。

發表於2010/01/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10-01-06

馬英九的路線危機

有些新聞記者以為,當他們的報導遭受到來自不同立場者的攻擊,或許正是他們抓到了核心的事實真相。這樣的想法是對的嗎?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的報導是雙倍的錯誤,才遭受來自雙方的攻擊。對於政治領導者也是如此。美國專欄作家理查柯恩在近日一篇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裡這樣寫道。柯恩認為,歐巴馬總統之所以遭遇到來自左右兩邊的嚴厲批判,正是因為他缺乏自己的中心思想和政治底線--他是一個不知所為何來的領袖(A leader without a cause)。

美國歐巴馬總統所遭遇的窘境,與台灣馬英九總統頗有類似之處,其中有些屬於當代政治事務確實難以治理的性質(ungovernable),也有對於新領導者期待過高而造成的失落。相較於歐巴馬,馬英九可能更是一位不知所為何來的領袖--人們更看不出來他的中心思想和政治底線究竟在哪裡。這就造成了虎年的馬英九現象--批判馬英九總統不只是台灣內部不分藍綠的全民運動,也成了全球華人的共同興趣。從各種跡象看來,這樣的批判,特別是針對馬政府國家定位及兩岸政策的批判,將會持續下去。

我不認為領導者遭受到立場兩極者的左右夾攻,是一件本質上錯的事情。領導者要提倡新的政治路線,不管是在西方國家要超越左右對抗,或是在台灣要整合統獨對立,都必然會遭遇到既有立場者的嚴厲攻擊。好的領導者在左右夾攻之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差的領導者在左右夾攻之下,只想走一條中間路線。其間關鍵的差別在於有沒有能夠言說與實踐,還能夠接受檢驗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個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因由(cause)。

想要走出新路的領導者,他一定知道為什麼不能走老路,為甚麼必須走新路。他很清楚左右統獨的路不僅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而且也走不到理想的彼岸。他衷心以為必定有一條更好的路存在(There is a better way),並且他知道這更好的路在哪裡、該怎麼走。帶領他的群眾避開輕鬆易走但卻會導致災難的老路,而走向充滿荊棘的新路,這正是他的使命和因由。因此這樣的領導者並不是在左右統獨的夾攻下閃閃躲躲,以迂迴拖延當做路線,而是會明確地描繪那條新路,為他的群眾帶來信心。

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不像是個衷心相信「有一條更好的路」,而能堅定走上新路的領導者。他比較像是一位在許多不得已的苦衷下,勉強適應環境和試著化解人家對他的敵意的那種領導者。以後者這種心態,將無可能在統與獨的零和矛盾下有任何成功或存活的機會。馬總統即將遭遇更強烈更嚴厲的統獨夾攻--一邊是民眾的不信任、國內泛綠的批判乃至美國的壓力,另一邊是中共在海內外的輿論操作、國內泛藍、親共投機者以及統派的抱怨,很快會一波波升高。假使馬總統有條新路,就該趕緊用明確的理念陳述來化解他的路線危機。

發表於2010/01/0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