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也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圈子裡造成不小的爭論。支持劉曉波的不用講，有的是肯定他個人的貢獻，有的認為他是以中國民運之代表而獲獎。反對劉曉波的則是批判他的一些言辭曾經對民運造成傷害，或是認為他反對中共的立場不夠堅定。
從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之觀點，我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或是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中國海外民運圈裡的爭議，對我們是比較陌生而不易分辨誰是誰非。由於涉入不深，我們不能也不必在民運的派系與路線爭論中選邊站。但看到劉曉波獲獎所造成的極為尖銳的對立和非常激烈的攻訐，直令人感覺有如地獄一般，頗為難過。
反對運動是不可能避免爭論的。這對於從台灣的八零年代走過的我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運動本來就有路線競逐，而既然是政治，當然也有權力與資源的爭奪。台灣經驗中，反對運動內部的批判曾經很劇烈，但那也可以說是思潮激盪的美好年代。或許是那個年代沒有網際網路，所有的訊息若不是口語就是出版，總是得稍微保持風度。種種批判攻訐再嚴重，似乎沒有中國海外民運的彼此詆毀那麼慘烈。
這樣看中國海外民運，不禁會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有點不樂觀。台灣的民主化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就是本土社會與外來政權的矛盾（或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的矛盾）。這兩個社會的對立雖然是歷史悲劇，也對後來台灣的民主深化和團結有負面影響，但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卻是創造出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台灣的民主反對派之所以能夠集結，很弔詭地受惠於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甚多。當年不論反對運動內部鬥爭多麼激烈，只要面對威權政府，大多數人終究能夠摒棄成見而團結在「台灣」的大旗下。中國民運缺乏了這項迫使反對派團結的結構因素，終於深陷內鬥不可自拔。幸好中國海外民運的貢獻終究會告一段落，中國民主化現階段的主流是方興未艾的民眾反抗與維權運動，而這竟然又和台灣民主運動主流由海外轉向島內的經驗若合符節。即使海外民運毀滅了，中國民主化運動不會消失，總會在人民大眾之中萌芽的。如此則又不必悲觀。
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是因為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外界干預。中國政府將劉曉波獲獎視為西方干預，我認為確實是干預，這干預本來就是理直氣壯的。隨著經濟力增強，中國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化方面，愈來愈不受世界的影響。一九九零年代美國還試過用貿易最惠國待遇當作逼迫中國改善人權的手段，後來在財團壓力下草草放棄。之後整個世界可以說對中共束手無策，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算是用對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並不是想看到西方世界藉由人權和民主議題來羞辱中國。當然有些人確實是如此，有些人談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目的就是要凸顯中國的專制落後。對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來說，我們的心和從歐洲或美國來看中國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把中國的人權與民主落後當做台灣的優勢，而該當做台灣的責任。在這點上我們沒有甚麼好迴避，也沒甚麼可退讓的。
發表於 2010/10/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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