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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0

從政黨體制再看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政黨體制,這已經是政治學界的常識。先進民主國家中,有的是兩黨制,有的是多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孰優孰劣,本來並沒有定論。有的國家適合兩黨制,有的國家適合多黨制。政黨體制也是每個社會的歷史產物,很難互相移植,也很難互相比較。

但是台灣目前的藍綠兩大黨體制,卻是已經可以判定是不利於國家利益,也無助於人民福祉的。正如同李登輝前總統所指出,現在的兩黨是「統獨兩黨制」,兩大黨在統獨立場上各走極端,對台灣沒有任何好處。

正常民主國家的兩黨制,應該是左右的兩黨制,亦即有一個主要政黨是偏右的立場,而另一個則是偏左的立場。兩黨應該是以對內政策路線來做區隔,而不是以對外政策路線來互相對抗。

很不幸,台灣今日的藍綠兩黨,正是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清楚區隔,在對外政策上卻是互扯後腿。新世代的從政者,第三社會黨召集人周奕成就將之稱為「惡性的兩黨體制」。

台灣的惡性兩黨體制其來有自。台灣的歷史十分特殊,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之時,約有六百萬人口在此生活;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後,從中國大陸隨著國民黨軍隊政府又陸續來了兩百萬人。台灣特殊的兩個社會的歷史從此展開。

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這裡的第一個社會,或者說所謂的本土社會,本來是多數人,卻未能享有平等的權利,在其後四十多年內,受到一九四五年之後來的第二個社會,亦即外來社會的統治。一直到一九九零年代,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推動本土化、民主化,台灣的兩個社會才趨於平等,而佔大多數的第一社會人口也獲得應得的政治權力。在李登輝總統任期結束後,主要代表第一社會反抗力量的民進黨,終於獲得執政權力。

台灣現有的兩大黨體制,是在這樣特殊的兩個社會的歷史裡形成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二社會政黨--中國國民黨,傾向與中國統一;而生於本土的第一社會政黨--民主進步黨,則主張台灣獨立。這就是統獨兩黨制的根源。

統獨兩黨制本來起源於台灣的特殊歷史,後來被錯誤的憲政制度以及選舉制度更加強化。現在藍綠兩黨為了政治權力,進行零和鬥爭,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半總統制以及總統直選,是一個贏者全拿的遊戲規則。兩大黨為了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勢必要徹底否定對方,動員人民對抗到底。這就是李登輝先生所說的「民主內戰」。

總統直選的制度,會導向兩黨體制。自從第七次修憲採行國會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又再再強化了惡性的兩黨體制。國會減半使得兩大黨的內部競爭更激烈,也造成兩黨裡面的激進派抬頭,統獨鬥爭益發嚴重。單一選區更壓縮了小黨的生存空間,把小黨政治人物逼迫往兩大黨逃生,小黨幾乎無法生存。

日前立法院因應修憲而三讀通過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對於小黨更是雪上加霜。往後台灣的統獨兩黨制,或說惡性的兩黨體制只會更加確立,幾乎沒有改變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台灣民主的悲哀。

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小黨的空間主要在第二票。但是修正後的選罷法規定,政黨要提名不分區立委,必須推薦區域及原住民立委經審核合格十人以上;或是在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及僑選立委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二以上者。這樣的門檻不可謂之不高。

立法院對於扼殺小黨空間不遺餘力,但是對於保護黑金惡勢力卻十分寬容。選罷法修正案中,原本不准有以下犯行者參選,包含「凡受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尚未確定」、「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十年」,以及曾犯賄選、妨害選舉、議會選舉賄選等行為經判刑確定等。

這一修訂條款在三讀前夕,由朝野政黨經由密室協商加以封殺,保障了黑道犯罪份子能夠繼續堂而皇之地囂張於國會殿堂。未來除了統獨鬥爭以外,黑金惡勢力仍將把持國會。由於選舉制度的錯誤,造成惡性政黨體制持續惡化,令人為台灣民主憂心忡忡。

2007-10-28

保留空間給新的政治力量

兩年前的第七次修憲,通過了國會減半以及單一選區兩票制。照理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應該在修憲之後就做相應的修正。兩年多過去了,下一屆的立法委員選舉已經迫在眉睫,十一月五日就要選舉公告了,立法院會日前才二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明訂登記的政黨要提名不分區立委,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最近一次正副總統選舉推薦候選人,或兩黨共推一組候選人均分後得票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或現有立委五人以上;該次選舉推薦區域及原住民立委經審核合格十人以上;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及僑選立委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二以上者。這樣的門檻,對於小黨或新興政黨,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跨越。

對於小黨生存而言,目前選罷法修正以及中選會規定所牽涉的主要是三項:雙重提名問題、區域提名門檻、參選人保證金等。這些問題對於小的政黨、新興政黨來說,可以直接影響其存亡續絕。而小黨、新政黨的生存機會,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又是個人參政權的保障、多元意見的發揚以及政黨體制的調整等重大議題。

所謂雙重提名,指的是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中,政黨可否將同一候選人提名於單一選區,同時又提名於政黨比例代表名單(即全國不分區名單)中。這是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主要民主國家慣常的規定,例如德國、日本、紐西蘭等均允許雙重提名。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國家通常為議會內閣制,政黨提名了重要的國會議員,即是有入閣為部長的準備。設若此重要議員在單一選舉區裡不幸落敗,則政黨可以藉由比例代表名單的雙重提名而予以補救。因此在日本此一規定稱為「惜敗」條款,而在我國立法院則稱之為「回鍋」條款。

對於大黨來講,雙重提名是為了保證其內閣團隊成員的當選,對於小黨,雙重提名則是保障其領導人物能夠在重要選區衝票,又能藉由第二票而在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中當選,因此是人才缺乏的小黨極為重要的生存之道。在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政黨在區域及不分區不能夠雙重提名,但中選會卻將其解釋為不准雙重提名。對此,唯有靠立法院在修正選罷法之時,明確規定准許雙重提名,否則就必須走曠日廢時的憲法解釋。其實若兩大黨不願採行雙重提名,則在各自政黨內規中規定就好了,大可不必在法律中封鎖小黨採行雙重提名的空間。

區域提名門檻問題,是指政黨在單一選區中必須提名若干人,才能夠提名第二票的不分區人選。在行政院版的草案中,此一門檻設定為十人。門檻高低見仁見智,但在七十三個單一選區之下,提名十人已經佔有相當高比例,此門檻不可謂之不高,而國民兩黨竟然有將之提高至二十人之議。至於參選人保證金,原本是每人二十萬元,先前中選會卻有意將其提高至五十萬元。中選會對於提高保證金的說詞可謂無稽。他們說為了防止企業藉由人頭掛名,把商標印在選票上來做宣傳,所以要把候選人保證金提高。這種說詞把還沒發生的例外而微小的假設狀況,作為抑制人民根本參政權利的理由,明顯違背了比例原則。幸好,區域提名門檻以及保證金的提高,此二議在小黨的抗議下,並未在立法院以及中選會通過。在藍綠兩大陣營之外,總算讓新政黨以及小黨尚有挑戰的機會。

然而選罷法與中選會的規定,對於小黨的生存──亦即我們社會對於多元政治意見的保障和尊重,仍然不是最關鍵的。憲法才是最嚴重的問題。今日台灣形成惡性的兩黨體制,導致李登輝先生所言的民主內戰,致使社會兩極對立,其實有其憲政制度的根源。未來必定要推動第八次修憲,將國會席次作合理增加回復,並將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增加至總席次的一半,進而將目前所採行的並立式兩票制改為聯立式兩票制,甚至檢討單一選區是否適合台灣,這都是改良現行政黨體制極為重要的舉措。然而下屆立法院是否擁有修憲動能,識者皆頗為悲觀。現在只能看明年初的國會選舉結果,有沒有讓改革力量生存的空間。

2007-09-18

世界性就在台灣

台灣原本就是屬於世界的島嶼。位於歐亞大陸東南沿海的航線上,三個世紀以來歷經歐洲與亞洲帝國主義的殖民,上個世紀後半期以來,又置身在太平洋兩岸的陸權與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交界。這樣的島嶼,本來就是非常世界性的。外來血統、外來語、外來物種、外來文化,隨處可見的例子,都證明台灣是世界的島嶼。只要略為涉獵台灣史,都知道這樣的事實。

台灣從來不曾被世界所排除,也不會被世界所遺忘。但是我們一直存在著被世界排除和被世界遺忘的焦慮。非常弔詭地,這是因為我們在戰後歷史上歷經了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運動。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分別是由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所推動的。

台灣戰後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都曾企圖將台灣的歷史純化。一九四五年之前,生活在台灣的約有六百萬人,暫時叫做第一社會。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前後,隨著國民黨軍隊來了兩百萬人,稱做第二社會。第二社會的政權號稱代表全中國,因此以「中央」的少數人統治著「本省」的多數人。其後四十年間,代表第二社會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著消除台灣之世界性的意識形態計畫,也就是用台灣是中國之一省的神話,來取代台灣是世界之一島的事實。配合著台灣政府在國際上的逐漸被孤立,以及台灣人民在資訊、經濟活動及交通旅遊的被封鎖,台灣的世界性一度消失或被遺忘了。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台灣解開了自己的枷鎖向世界開放。九零年代,台灣的第一社會逐漸獲得其做為多數人所應得的政治權利。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了。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政權,確實是本土的,也是民主的,但是她另有一套游移在開放多元與封閉獨斷之間的意識形態計畫。掌權的第一社會菁英,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世界的島嶼,但卻有一小部分人想要把台灣進行另一次純化──消除華人性的純化。他們說中華文化是外省人帶到台灣來的,中華文化是落後的,也使得台灣人在意識上無法脫離中國的影響,因此要進行台灣文化的純化。他們忽略了這個事實──台灣的華人性或中華文化,並不是外省人或國民黨政權帶來的,而是本來就在這裡的,早就跟著我們的祖先一起來的。台灣沒辦法純化。

台灣並不需要純化。台灣的歷史非常混雜,不需要純粹性。追求台灣的純粹性,最終都是徒勞無功。這可以從台灣與亞洲的關係來理解。

台灣屬於亞洲。亞洲的本質即是沒有本質。亞洲的本質是多元、豐富、混雜。稻米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算是亞洲的特色,但也並不代表整個亞洲。

台灣和亞洲的關係太密切了。不必追溯到南島民族的遷徙,光是看台灣歷史上最近一個階段的漢人移民國家,就知道台灣實實在在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相繫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的最末階段,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採取跳島戰術,從澳洲北上反攻,本來選擇在福爾摩莎與日軍決戰,後來選擇了菲律賓的呂宋島而跳過了台灣。菲律賓承受了慘重的傷亡,而福爾摩莎則幸運地沒有成為殺戮戰場。後來幾十年,人口為台灣三倍的菲律賓,發展卻遠落後於台灣,替台灣受難的菲律賓人還成為台灣人的外勞和幫傭。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由於美國擔心共產黨力量伸入東南亞,於是派出第七艦隊防禦台灣海峽,逃到台灣而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才獲得喘息機會;次年簽訂的舊金山合約是強權的特意安排,將台灣的地位保持模糊,遂使得台灣獲得了成為一個國家的機運。韓民族的內戰讓台灣有機會脫離共產中國的控制,而能夠在冷戰體制鬆動以後發展出華人世界的唯一民主。台灣的命運,怎麼不是與亞洲的命運、世界的命運緊緊相連呢?

台灣與亞洲的關係,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是極重的重點。台灣必須要認識亞洲,要欣賞亞洲、感謝亞洲、尊敬亞洲、認同亞洲。台灣人理解亞洲,就會欣然接受自身的混雜性。放棄對純化的無謂追求,也就是肯認自身的世界性。世界性本來就在台灣,台灣不會脫離世界。多元、豐富、混雜就是台灣的主體性,也是台灣的世界性。台灣參與世界的口訣是:開、放、開心、放心。

2007-08-29

以獨特國家取代正常國家

沒有自信的人想要做一般人。有自信的人想要做獨特的人。

台灣不必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是獨特的國家。

世界上其實沒有幾個正常國家。馬爾地夫可能不算正常國家。烏干達當然不是正常國家。索馬利亞不是正常國家。車臣、吉爾吉斯都不是正常國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拿馬是一群不正常國家。以色列不可能是正常國家。日本不認為自己是正常國家。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放棄做正常國家。美國從來就不想當正常國家,而且很得意地宣稱自己不是正常國家。

事實上,獨特主義(Exceptionalism)--我的國家很獨特,我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構成,也有獨特的機運,乃至獨特的使命,這種獨特主義往往正是塑造國家認同、強化國民意識的重要思想。

固然在歷史上,獨特主義有時候伴隨著過高的自我期許與自我中心,也驅使某些國家走上擴張甚至帝國主義。但那是對於大國而言。對於台灣這樣的小國,獨特主義不僅沒有壞處,也符合事實,更有助於國家的進步。

台灣是一個國家。由於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十分獨特,也就使得台灣注定是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本來不是一個國家。由於冷戰體制在西太平洋的建立,讓台灣有了成為國家的機遇。台灣能夠成為國家,並不是基於任何普遍或特殊的權利,而是國際局勢所安排。當然,台灣繼續做為一個國家,則不是太平洋兩岸的強權所能夠左右,而是出於台灣人民自主的選擇。

歷史命運(或上帝)給予台灣人做一個國家的機遇,但是也對台灣人開出了條件--沒有人和你同類,你只能和自己同類(one of a kind)。你要做一個國家,就只能做一個獨特的國家,同時應該做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人民選擇台灣繼續做一個國家,也就要接受台灣的獨特性,進而發揚台灣的獨特性,從台灣的獨特性中,看到國家的未來。

我常覺得,人必須要先認識自己,然後接受自己,並且時時改善自己。

台灣的國民也應該要先認識我們所處的現實,接受我國的獨特性,並且藉由此一獨特性去追求國家的進步。

追求正常國家的論點,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要去扭轉過去虛假的大中國神話。追求正常國家的渴望,更是可以理解也是人人共有的,因為想要獲得國際上更多的便利和尊重。所以,對外爭取更多國際空間是應當的--如果手段和代價合理的話。

但是時時覺得我們自己不正常,又時時把這種不正常的感覺拿來歸咎其他人--怪罪中國、怪罪美國、怪罪國民黨、怪罪統派、怪罪外省人、怪罪不支持民進黨的本省人、怪罪其他表態不力的民進黨人,這就不是健康的心態。

特別是民進黨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企圖搶權的黨主席用來牽制他自己同黨總統候選人的怪招。如果我們的國家真的那麼不正常,那麼這樣的行為就是徹底地剝削這種不正常狀態--少數政客從國家的不正常中獲利。

追求正常國家,只會讓台灣人時時覺得自己不正常。正常真的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嗎?正常可以算是國家的長遠目標嗎?而種種務虛與內鬥的做法,又怎麼能夠使得台灣更正常呢?

台灣真的不必再覺得自己不正常。認識我們的獨特性、喜愛我們的獨特性、發揮我們的獨特性,才能讓台灣找到長遠的目標。民進黨正常國家決議文說錯了,台灣不會因為正常而偉大。台灣必定是因為獨特才偉大。

2007-05-21

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憲政意涵

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政治意涵有兩項,一是部分不同世代的優秀政治工作者遭受到反淘汰;另一則是台灣兩個社會之間的民主內戰會更加激化。這些遭受到反淘汰的政治工作者,多半屬於較為理性問政而非好戰份子。民進黨內好戰派的抬頭與溫和派的削弱,其原因和結果都是台灣「民主內戰」的激化。

好戰派的抬頭與民主內戰的激化,又有兩個憲政結構上的原因,一是國會席次減半,另一則是總統權與總統直選的制度。國會減半造成立委提名競爭的極度激烈,總統權與總統直選則強化了兩極對抗的惡性兩黨體制。

第七次修憲將國會席次從二百二十五席減為一百一十三席,已經註定了至少有一半的現任立委將失去參選機會,也註定了本屆提名權之爭會非常地激烈。競爭激烈未必是壞事,問題是競爭者在比的是什麼?民進黨這次立委初選中候選人所比的,顯然不是問政品質──誰能夠達成政黨願景;而是戰鬥意志──誰有更大的仇恨、有更兇悍的鬥爭方法。

為什麼仇恨與鬥爭會成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標準呢?因為這是民主內戰的前夕,台灣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正摩拳擦掌準備進行慘烈的終極戰役。政黨的競爭被當作敵我矛盾,所有採取中間溫和路線的人,都會被自己陣營視為對敵人軟弱,甚至懷疑其忠誠度。由此,民進黨的立委初選便呈現了好戰派抬頭的結果。

台灣的民主內戰,固然起源於本土與外來兩個社會的歷史矛盾,但也是惡性兩黨體制不斷催化的結果。而總統權以及總統直選則直接鞏固了這個「對外互扯後腿、對內沒有提供選擇」的惡性兩黨體制。總統選舉所導致的「一半人民對抗另外一半」對國家所造成的傷害,幾乎已經不待說明。目前仍熱烈支持總統制和狂熱投入總統選戰的人,大體上皆可歸類為支持民主內戰的人,亦即認為對方陣營應該是遭受消滅的對象,而己方可以透過贏者全拿的總統選舉,將對方徹底摧毀。

面對民進黨初選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政治人才損失與民主內戰激化的問題,有兩個憲政層次上的解決辦法:第一是立刻進行修憲,增加立法院政黨比例部分的席次;第二是為台灣催生新的政治力量。

民間早有以議會內閣制為主軸,推動第八次修憲的呼聲。議會內閣制可以緩解兩黨惡性對抗的問題,並且伴隨著國會席次的合理增加,而能夠讓中道力量得到生存空間。事實上立法院已經有兩種內閣制版本的提案,然而馬英九先生下令國民黨黨鞭封殺黨籍立法委員連署支持民間人士所提出的修憲案,令人痛心無奈。

謝長廷先生獲得了民進黨的總統提名,應該即刻主動推動修憲,以彌補民進黨「內戰中的內戰」所造成的黨內裂痕與人才失落的遺憾。林義雄先生當初要求各黨謹守誠信,促使第七次修憲通過了國會減半,如今國會減半竟然造成了反淘汰,林義雄應該起而呼籲即刻再度修憲。

如果能夠依照「五五內閣制民間推動聯盟」所建議的方案,將政黨比例代表的席次增加到等同於單一選區(包括原住民代表)的七十九席,則在新憲實施時(最樂觀情況下是第十二任總統就職時),第七屆立法院可以遞補四十五位政黨比例代表,也就納入了沈富雄、洪奇昌、羅文嘉等民進黨的遺珠。

不論修憲成或不成,台灣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在台灣,中間路線新政黨一直處在有需求而無供給的狀態。這次民進黨立委初選,溫和派或中間派雖然仍獲得民意的好感,但卻無法經由民進黨的提名制度而獲得代表黨參選的機會。這表示中間民意無法在民進黨內尋求到代表。然而這個區塊的民意,卻可能是盼望社會團結、厭惡民主內戰的溫和理性本土力量。想要主導台灣國家走向的民進黨竟然放棄代表這股民意力量,令人十分遺憾。這股力量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台灣就將繼續深陷在兩極對抗的民主內戰裡不可自拔。

要終止民主內戰的殘酷殺戮,就要有維和部隊進行「人道干預」,否則交戰雙方不可能停止殺伐。若有新的政黨組成,投入年底立委選舉,則在民進黨初選中失落的優秀人才也還有藉由第二票(政黨名單)獲選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台灣不能繼續沉溺在兩個社會的對抗裡──新的第三社會要興起,要有代表第三社會的政治力量。

2007-05-03

沒人適合當總統

就承認吧!這個國家並沒有人適合當總統。

看到藍綠陣營裡面,為了爭取總統提名而產生的種種鉤心鬥角,暴露出每位候選人的醜陋或滑稽,難道國民還不能認清這個事實嗎?

沒有人適合當總統,是指沒有人能夠做好「這種」總統制之下的總統職位,特別是在台灣兩極化的政黨體系以及惡質的選舉文化下所直選出來的總統。

所謂總統制(以及我們現在這種更糟糕的半總統制),用最簡化的說法,就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結合在一個職位上,由同一個人擔任。相對的,議會內閣制就是讓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由不同的人,特別是不同人格特質、不同經歷背景、不同從政動機的人來分別擔任。

在民主政治裡,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實在有很不同的功能,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功能。國家元首最好是國家精神的代表人、文明與道德的生活模式之樣板(就算是裝出來的也好,反正累的是他不是我們),尤其在多族群國家裡還要是包容團結的象徵。通常人民對元首有某種情感的投射和寄託。

政府首長呢,要的是有能力、有本事、有手腕的人。議會(立法院)就是「喬家大院」,內閣總理(行政院長)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領導政黨勝選以及「喬」出國會多數的支持。內閣總理是政黨領袖甚至是派閥頭目,搞小圈圈、搞政商關係都可以──只要不犯法。他的去留由選民隨時裁判,就看施政表現。政府首長不必是國民生活楷模,也不必代表台灣人的精神。簡單說,「把事情辦好,不然就滾蛋!我們對你沒什麼感情!」

這兩種角色要同一個人來扮演,還真的是強人所難。國家元首是社會團結的守護人,政府首長是政黨鬥爭的勝利者;國家元首要超然中立,政府首長要「喬代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天王天后,以及民間所期盼的其他人物,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同時扮演好兩種角色。

天王們為了初選殺得「流血流滴」,連黨內整合都做不到了,將來還能夠團結國家嗎?而擁有道德聲望夠資格當國家元首的人,能夠在這種選舉中獲勝嗎?或者說,他們敢出來選嗎?

歸根究底,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不該由同一個人擔任。把兩個角色分開來,我們會發現台灣還真有不少人才,能夠做好其中一種。有的人適合當虛位元首,教大家包容團結、提升文明,有的人適合當實權總理,把經濟搞好、把政治「喬」妥當。

總統制(再強調一次,更糟的是我們現在這種有權無責的半總統制)把兩種角色放在同一個人身上,是對凡人的過高期待,也就無怪乎會終究落空。任何一個好的人都很難做好兩種角色,在那個位子上的人也往往兩種角色都做不好,甚至只要是坐上那個位子的通常是沒有一個角色做得好。

有人會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這麼多優秀的人才,難道就沒有一個適合當(總統制下的)總統?問得好。為總統制辯護的人總是說美國如何如何。美國有三億人,有百倍於台灣的優秀人才,為什麼最後會選出小布希先生來當總統?

2007-04-20

降低公投門檻 化解政治死結

人間都已經是四月天了,別有天地非人間的立法院裡,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沒能夠通過,這是因為國民黨堅持通過中選會組織法,用政黨比例方式來推薦中選會委員。為什麼國民黨非要搞「中選會綁總預算」?因為民進黨已經開始運作所謂的「公投綁大選」,中選會的裁定可能影響公投和選舉的連動結果,使得國民黨由勝轉敗──至少國民黨人這樣認為。因此,區區幾位中選會委員的推薦方式,導致了藍綠政黨在國會裡的暴力對抗和總預算的延宕。

民進黨搞「公投綁大選」嗎?如果指的是公投與大選同日舉行,這不是民進黨的問題。一般民主的國家在選舉之日合併舉行公民投票是合理常態。國民黨所抱怨的「公投綁大選」應該是民進黨利用公投來做為選舉工具,也就是不為公投標的本身而為了勝選從事公投。

民進黨把公投當作選舉工具嗎?民進黨把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未清算的威權黨國遺留問題,都當作是選舉工具。以討國民黨黨產公投為例,不僅是對抗國民黨的選舉工具,甚至是民進黨黨內競爭的選舉工具。民進黨這樣做違法嗎?違背民主原理嗎?國民黨所能夠抱怨的,只是公投對國民黨不利而已。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微弱的抱怨。

公投本來是中性的程序,為什麼公投和選舉同時進行,偏偏就會對民進黨有利、對國民黨不利呢?很簡單──這些公投案都是民進黨發動的。民進黨所發動的公投難道還會對國民黨有利嗎?

那麼,為什麼公投都是民進黨發動的呢?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公投案會和大選同時舉行呢?如果同時有好多個公投案,例如核四案、管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案、保障移民勞工人權案,甚至修憲案,都和大選同時舉行,難道這麼多的公投都會對國民黨不利嗎?答案是,所有其他可能的公投案,都被現行公投法的超高成案門檻所排除了。曾經發生的總統濫用公投法第十七條除外,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情有可能進行公投,只有民進黨所發動的國族與歷史議題──也就是以藍綠對抗為基礎的公投,才有可能通過超高公投成案門檻,而出現在公投選票上。

公投成案門檻高到什麼地步呢?現行公投法規定,公投成案需要有百分之五的合格選民連署,那就是八十二萬多人。如果蒐集一份公民連署的平均成本是新台幣五十元,那麼八十二萬份就是四千多萬元。這顯然排除了任何有需要以直接民主來推動其政策訴求的公民個人與團體,也排除了任何不以藍綠對抗為基調的議題。即使連民進黨一月所發動的討黨產公投,截至三月底都只達成連署目標的百分之六點二,可見更無任何團體和議題有本事跨越公投成案門檻;也無怪乎民進黨繼續發動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總統組織新憲委員會等各式公投議題來為連署加溫。

我們回頭追問,誰為公投法設下這麼高的成案門檻呢?是國民黨。國民黨在2003年勉強同意通過公投法,卻設下了不合理的超高門檻,不僅變相剝奪了憲法規定的人民創制複決權,也為自己種下兩大禍因──在2004年陳總統鑽營「巧門」濫用第十七條進行320公投,打敗了國民黨也傷害了台美關係;現在民進黨又要利用三項公投議題來對付國民黨。公投之所以成為民進黨的選舉利器,其實是國民黨自己造成的。如果國民黨同意修法降低公投成案門檻,會有很多公民團體發起一般公共政策的公投,在選舉時一併舉行的公民投票會有很多議題,不會特別對國民黨不利,也不會特別對民進黨有利──別忘了,民進黨做為執政黨,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比較害怕公投的。

國民黨好像想通了這點,現在要用公投來制公投。報載國民黨打算一口氣推三十多項公投題目在大選當天一起來投,以稀釋公投對選舉的影響。這樣的思維其實違背了直接民主的精神──原本直接民主是補代議政治的不足,是民意在議會與政黨之外的出路,結果在台灣公投法的超高門檻之下,公投變成政黨在議會外的另一個戰場。民進黨做為議會少數黨,用公投做武器還勉強可以辯解;擁有國會多數的國民黨有什麼理由要發動公投呢?甚且,為了要推出反制公投,國民黨將被迫去攀爬自己設定的超高門檻──每項議題都要八十幾萬份的連署,好幾千萬的經費,國民黨確定做得到嗎?

其實,國民黨人手中握有打開政治死結的金鑰──能夠消解「公投綁大選」,又能夠解開「中選會綁總預算」,那就是降低公民投票法的成案門檻為百分之一點五。只要幾位委員輕輕地舉手,立法院不必再打架,國民黨也不必辛苦地去攀爬成案門檻,自然會有真正反映民間需求的各項公投案與選舉同時進行。讓公民投票回歸到直接民主的本質,不再是政黨鬥爭的工具,國民黨也就不必再害怕公投──是否相信給人民更多選擇是對自己有利,只在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2007-04-12

三種台獨主義者

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專家,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對於中國黨政軍高層的台灣政策立場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認為中共領導階層裡對台灣採取強硬立場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的民族主義者;第二種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的民族主義者;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民族主義者(sincere nationalists)。

第一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是為了鬥爭他的政治同僚,或為了害怕被黨內同僚鬥爭,而對台灣問題採許凶狠強硬的態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表態,真正目的是個人的政治利益;第二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共產黨以及解放軍一定要對台灣極度強硬,才能夠利用民間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藉此轉移和壓制蜂起的社會不滿,維繫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他們把共產黨的利益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第三種是真的抱著所謂的民族使命感,而以為台灣問題很急迫,必須要用高壓手段來處理的。這種真誠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共高層裡反而是少數。

用同樣的分析觀點來看台灣,急進的台獨主義(主張)者其實也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二種是為了個別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急進台獨主義者。

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的台獨主義者,就是那些質疑同一政黨裡其他人都不夠台獨的人。他們和中共高層裡的第一類民族主義者一樣,是為了鬥爭他的同黨,或為了怕被同黨鬥爭,而採取好戰派的立場。近日來我們所看到的為了民進黨內的立委初選,而對自己同志進行沒有根據的人格和政治攻擊的,就是這種台獨主義者。為了總統初選而支持、暗示、縱容這種黨內鬥爭,以及為了保衛個人政治地位而極力喚起急進獨派情緒,鼓動社會內部對抗的領導者們,也是此類的台獨主義者。

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是為了某一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這些人主要是民進黨選戰策略的規劃操盤者,以及積極獻策與辯護的學者、名嘴和「資深媒體人」。他們認為民進黨唯有走急進台獨的路線,才有可能繼續勝選執政。他們的策略並非沒有事實基礎。台灣的統獨對抗愈嚴重,對國民黨就愈不利。台灣的政治若被統獨議題主導,則民進黨就會繼續勝選。道理很簡單,只要中間選民都受夠了統獨而不願投票,則支持獨的一塊必然大於支持統的一塊。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因此鼓吹急進台獨,刻意升高國內的統獨對抗。至於激烈的內部對抗,會不會反而破壞已經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傷害維持獨立自主所需要的社會團結,這不是他們所在意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等於台灣利益,黨的勝選高於一切。

而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是那些長期為了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前途而努力的運動者和民眾。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有著單純執著的理想,但他們容易受到前兩種不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所鼓動,而去質疑其他所有人都不愛台灣或背叛台灣。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未必就是明智的台灣愛國者。他們必須知道:台灣的民主與自主,不可能在黨派互相傾軋、人民對抗人民的情況下維繫,當然就更不可能向前推進。真誠的台獨主義者必須能夠辨明什麼是真的對台灣有利,什麼是政治人物的操弄,才能成為明智的台灣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