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在中美之間

從台灣在亞洲的角色與國家戰略角度，目前仍在發展中的南海問題是不可以等閒視之的。當前的南海問題，幾乎可以說即是中國與美國在東南亞爭奪領導權的顯影。究竟美國在亞洲的取捨進退如何？美國有沒有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戰略？將要採取何種做法？有多大的能力與決心？亞洲國家有哪些將與美國合作？又有哪些會在美中之間游移？中國將用軟或硬的姿態來應對？中國有何能力在此區域與美國周旋？這些問題或多或少都可以從南海找到端倪。

觀察越南先前擺出的強硬姿態，可以看出美國積極「重返」東南亞的企圖，但卻不能遽然論斷中國會輕易受制於美國。儘管一周之前劍拔弩張，本周內越南派出外交部副部長為特使訪問北京，很快地就與中共達成共識，雙方宣稱「健康穩定發展的中越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也有利於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兩國領導人也都同意「透過談判與友好協商，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海上爭議」。這種急轉直下的情況，顯示中國當然仍有實力與美國在區域內周旋，而越南先前所顯示的姿態也含有向中共爭取談判籌碼的意味。

越南與中國雙方在此次會談，都同意要回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主張的精神。那是指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國與東南亞國協領導人的會談上簽訂的宣言。宣言中說，在爭議解決之前，各方承諾保持克制，不採取使爭議擴大化和複雜化的行動。基本上牽涉南海問題的各方都很了解，保持克制、用協商來解決爭端，是唯一的途徑。南海固然在戰略上重要，也有油礦開採上的經濟價值，但是對各國來說都不是生存攸關的絕對國家利益。也由於各方均深明南海問題就是美國在亞洲的領導權問題，就是中國與美國爭霸問題，因此戰爭反而不會輕易發生。因為各方都承擔不起引發大國戰爭的後果，而大國也不會貿然捨和平談判不由而捲入戰爭。

在這樣的理解之上，來看越南的表態與實際行為，就很明白。越南與中國自從一九七九年戰爭的最惡劣關係，發展到一九九零年代的關係正常化，直至近年來經貿關係持續開展，兩個共產黨政府都很清楚彼此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包括戰略與經濟上的利益。但是美國與越南也有許多的經貿利益快速發展中，而美國更提供越南在戰略上的選項。越南雖然與中國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也有很大的利益衝突，即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勢力愈龐大，越南的自主性就愈小。美國的介入，讓越南有了很好的籌碼。這一情況與美國和中國在越戰期間各自支持一方在越南境內對抗有很大不同。此一時彼一時，現在越南可以在美國與中國爭霸的局勢下，向兩方索討好處。

美國積極圍堵中國，中國當然不會坐困。畢竟擁有巨大的市場，中國能夠給予亞洲國家的還很多－－或者說，亞洲國家若要與中國作對則能夠失去的也很多。在美國與中國勢力交錯之間，亞洲國家雖然頗有為難之處，但也發現這是擁有自主性的唯一機會。因此亞洲國家將不會與中國交惡，但也會支持美國繼續保有亞洲區域安全上的領導地位。台灣的立場雖然很難比擬於一般亞洲國家，卻也有相同的地方，即是：一味偏向任何單一強權都不會是最明智的選擇。

201106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南海問題與中國的回應

近數十年來，南中國海在國際間被視為亞洲的可能引發區域權力衝突的三大導火線之一。另二當然是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這條導火線上周被再度擦著了，雖然看起來並不會帶來甚麼大爆炸，但是緊張的硝煙味已經十分濃重。南海問題不僅是聲稱在此擁有主權的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越南之間的紛爭，而是美國維護亞洲的領導地位，並藉區域問題合縱連橫圍堵中國的大國戰略運作。

中國政府與民間，根本把南海問題完全看做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雖然主要的爭執對象是越南與菲律賓，但是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幾乎擺明了站在越南與菲律賓的背後，要與中國做對。越南共黨政府的高層訪問團，前幾天才剛到華府，正是在中國與越南為了漁船安全問題以及軍事演習起口角的時候。美國國務院與越南訪團發表了聯合聲明，宣稱兩國在區域安全上還要更加密切配合。

越南與中國關係一向很差，雖然都是共產黨政府，但是越南從來不願意回到做為藩國對天朝進貢的傳統。此次兩國在南海的爭端是其來有自，越南聲稱要把南海改名為東海，強硬態度讓中國軍方十分惱火，有黨報表示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來維護主權，也有解放軍將領以個人身分發表言論表示將再次懲罰越南。越南民間對中國的反感更強烈，連日來在河內有民眾上街對中國抗議示威－－在這共黨國家當然是政府策動或鼓勵的，但也顯示了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不可輕視。

中國會很難嚥下的一口氣是美國竟然與越南能夠修好，比同為共黨國家的中越之間還要密切，還準備共同對付中國。如果中國與越南的關係算是宿仇，那麼美國與越南從越戰以來的關係只能說是血海深仇。然而自從美國柯林頓總統在任內訪問了越南，兩國的仇恨似乎化解許多。最重要的還是經濟上與戰略上的共同利益，即是壓制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在這點上越南願意與美國合作，顯示的是中國在區域內面臨的敵意仍然很大。

美國與仇人和苦主越南能夠合作，與殖民地和被庇護者菲律賓的配合更是理所當然。菲律賓一方面吵著也要把南中國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一方面說支持越南對南海的主權宣稱以及軍事演習。以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對越南和菲律賓的力挺態度，毫無疑問的是美國絕對不打算撤出亞洲，更要維持其在東南亞的區域安全龍頭與軸心的角色。在這裡美國不僅沒有打算和中國共同領導或管理，相反的是隨時準備把中國的影響力壓縮和排擠出去。

中國政府的反應比較容易預期，正由於深知南海問題的對手並不是越南和菲律賓，而是美國，中共會相當克制，儘管在表態上仍有不得不為的動作，包括讓航母提早下水等，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為了南海這個可以透過談判去維護的，並非絕對優先的國家利益去和美國翻臉。

比較耐人尋味的會是中國民間的反應：所謂網路民族主義對此一議題將會如何回應？目前看來很有趣的是，雖然也有強烈斥罵和叫囂，但另有一種以長期利益或顧全大局的理性論調出現，大意是說中國雖然應該教訓越南等，也不必怕美國，但是目前時機不對，應該厚植實力再來一搏等等。還有一種心態，即是對越南、菲律賓，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可能是不屑與之對抗，但對於背後的美國又有所忌憚，因此不會激發出高昂的民族聖戰之聲。

2011062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共與九二共識

虛言能夠比事實更有力量嗎？歷史會因為巧妙設計的言詞而改向嗎？一個大國的發展，一個小國的生存，這樣嚴肅、嚴重的事情，可以建築在虛構的辭令之上嗎？極少數人的奇詭謀略，能夠長期主導人民大眾的認知嗎？當我檢視「九二共識」（或者說「一個中國表述」）的歷史軌跡，以上這些問題就如同雷電轟擊著我的頭腦。我很清楚，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在一時間，又很令人納悶：為什麼虛言和詭詞會在短時間內竟被當成真理來傳播。

總統大選逐漸靠近，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密切地聯手宣揚九二共識。國民黨以前的黨報中央日報網路版聲稱，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的「定海神針」。上周在台北舉行的兩岸協議成效與檢討會議，據報載中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致詞時說「一切成效都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如果只看近期以來的新聞，會誤以為九二共識真的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共識，或以為真的自一九九二年起海峽兩岸就有此共識存在，九二共識被賦予了極崇高的意義。但是只要稍稍回顧中國共產黨一方，過去以來對九二共識的定義與對待方式，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九二共識只是個巧妙的辭令建構，對國共雙方都具有策略意義，但也十分地虛空，十分地脆弱。

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時，據中共說法是：有一個中國的共識，但沒有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官方說法是，由於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並沒有進行討論，既然沒有討論，就沒有甚麼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認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才是九二當年的共識。當時領導國民黨政府的李登輝前總統不接受這樣的共識，影響了後來的陳水扁政府，都拒絕承認有九二共識的事實存在。

九二年之時究竟有無共識，現在去查考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八年，所謂的共識是不曾發揮效用的。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的杜撰，是在二零零四年。因此，對國民黨來說，所謂的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四共識，也就是九二共識成為一個名詞，其實質內容未必與一九九二年的事實有絕對關聯的工具概念。

而對共產黨來說，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八共識，因為共產黨之接受九二共識，是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前。在這之前，中共領導人陸續對於一個中國發表了新的定義，即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相對於馬英九堅稱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共產黨的定義反而更合理而務實些。北京發現了九二共識是個好東西，因為各自表述對中共並無絲毫不利，反而凸顯了國民黨論述的脫節與荒謬。九二共識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卻對共產黨最為好用，在一個含含糊糊沒有人說得清楚是甚麼的九二共識之下，強大的一方可以任意詮釋其內涵，台灣這邊當然有表述的權利，問題是表述給誰聽呢？

在大選期間，國民黨似乎準備將九二共識作為主要的選戰議題，以逼迫民進黨承認九二共識來凸顯兩黨對中國政策的差異，讓選民認為民進黨沒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國民黨以為這算盤打得好，因為民進黨勢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共產黨也樂得以此議題為國民黨助選，同時對民進黨施壓。只是九二共識這種彎曲機巧的政治辭令，並不是選民能夠認知與反應的議題，以此做為選舉主軸，豈不會弄巧成拙？

201106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文化上的中國問題

有一種「中國問題」，全世界都沒有標準答案，但卻都必須找出個答案：中國是誰？有幾個中國？中國的內涵是甚麼？中國要做甚麼？這個「中國問題」，最受困擾的當然是台灣。台灣對這問題的解答基本上有三種類型或範疇：政治上的中國，經濟上的中國，與文化上的中國。

政治上的中國，是最富爭議性的，也是最讓人不安與恐懼的。台灣人對政治上的中國，基本上抱著排斥的態度。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在馬英九總統領導下，是用所謂九二共識來處理這個政治中國的問題，也就是接受「一個中國」，但是宣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的根本立場就在於對政治中國的反對，因此可以說政治中國就是民進黨所認知與定義的中國。

經濟上的中國，也饒富爭議性，但是在台灣就沒有政治上的中國帶來那麼多的負面情感。如果說政治上的中國所代表的是恐懼，經濟上的中國所代表的就是貪婪。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經濟成就與中國市場的成長潛力，台灣則有「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想，即是希望藉由兩岸的分工與整合，讓台灣能夠分享中國市場的大餅。國民黨在這方面是最熱衷的，所以不妨說國民黨的中國就是經濟上的中國。

文化上的中國，好像最沒有爭議性，所以也比較少受到討論。民進黨的主流雖然反對政治上的中國，也對經濟上的中國抱持疑慮，但連陳水扁前總統、呂秀蓮前副總統都曾說過不否認文化上的中國。看起來文化上的中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並非如此。文化上的中國，問題很大。到底文化上的中國是甚麼？中華文化究竟好不好？對人類有甚麼意義？文化對政治與經濟上的中國起甚麼作用？這都是可能要花上兩三個世代來討論的。

現在談文化上的中國，大多談的是傳統文化，好像講講兩岸故宮、三希堂法帖、富春山居圖、孔子學院等等就是中華文化。談這種文化，是只有過去而不談未來，沒辦法提出中華文化對人類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如果中華文化真的那麼優越與偉大，那麼我們應該要能夠從中華文化裡面找到面對當前人類危機的對策或啟示。

有批對中華文化沾沾自喜的一批人，以為越來越多各國學生要來學漢文漢語，就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復興，實在是頗為膚淺。中國的經濟實力正在恢復，學習漢文的人自然變多，這些學漢文的外國人大多是被賺錢的機會所吸引，與傾慕中華文化並沒有太大關係。即便有傾慕中華文化者，難道就能夠從人數來決定文化的高低嗎？換言之，一般談論文化中國者，其腦袋裡仍然大多是經濟中國的思維。

在台灣，這是一個漢人文化為多數的社會，也經歷二次戰後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中華文化教育，是不是說中華文化在台灣就有非常穩固的認同呢？其實也不是的。從近日爆發的台語文運動者與台灣漢文作家之間的衝突，以及這起事件在台灣所引發的討論，可以知道所謂中華文化究竟為何？與台灣的關係為何？這些絕對不是不證自明的。

中華文化是需要被批判和檢證的。中華文化需要和人類進步價值來對話，以檢視其是否真能夠有助人類面對和處理當前的種種危機。對台灣知識份子而言，在批判與檢證中華文化的意義之同時，我們即也在重建此一文化。在中華文化的重建過程中，政治上的中國與經濟上的中國這兩個範疇的問題，能夠獲得更紮實的討論基礎。

201106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民主先生的APP

報紙上說，李登輝前總統發表了第一支台灣政治人物的APP。要知道甚麼是APP（在這個脈絡的特定用法下），你必須使用過蘋果公司的iPhone或iPad，或是類似的行動電腦運作系統（Mobile OS，例如Android）才能了解。

APP是應用程式Applications的意思，所指十分廣泛。在這裡是指可以從遠端（網路上）的系統平台下載到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手持裝置上使用的應用程式，通常是為了發揮觸控螢幕的特性，或是適應較小螢幕，用之以取代瀏覽器程式。我這樣解釋，不容易懂吧？所以才說：必須用過才有辦法理解。

看到李登輝先生的APP新聞，我很好奇，立即去App Store下載了此項應用程式，發現那是一家軟體公司開發的電子書，策劃者只是把李先生的六篇英文演講稿放上去而已。嚴格來講，這不算是真正的APP，它本身沒甚麼程式功能。甚至在這本電子書中，有一個按鈕寫著Share this page（分享本頁），但實際上它的功能是Save this page（留存本頁），顯然是打錯字了。

不論如何，這本電子書的標題（Mr. Democracy，民主先生）和封面（李前總統的畫像）頗吸引人，內容也夠水準，特別是由一位九十歲的老先生首開台灣政治人物發行APP的先例，已經很值得肯定，也讓人想到更多關於網路科技與民主政治的關係。

網際網路發軔之初，創始人們有非常遠大的理想。所謂World Wide Web就是希望讓網路沒有國家和階級的界線，所有知識資源都可以公開共享，以此，人類的自由和平等可以促進。如今，這樣的理想似乎已實現了一部分。今年度全球上網人口超過二十億，習慣於用瀏覽器程式讀取隨手可得的大量資訊（當然，其中一部分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國家的人民，在政府網路過濾下失去獲取某些資訊的機會），未來上網人口還會快速增加。

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所使用的APP，缺少了WWW網路這種理想性。在WWW網路上格式相同、公開且大部分免費的資訊，在APP的世界裡變成了封閉’隔絕、各自獨立而常常要收費的軟體商品。軟體之外，其使用的硬體裝置例如iPhone和iPad也較未普及。因此，WWW網路所具有的意義與功能還無法被取代。

在台灣，政黨與政治人物對網際網路早已非常熟悉且運用到爐火純青，官方網站、部落格、電子報、臉書等，幾乎每個政治人物都有。如今民主先生李前總統帶頭投入了APP的新領域，可以想見會有許多人跟進。但是網路科技對民主政治所可能發揮的影響力，其實還只在消極的階段而已。也就是說，網路科技從過去的資訊平台，到現在的社交網絡，基本上只是提供了參與式民主的基礎條件。網路科技，尚未成為參與式民主的制度本身。

民主先生的APP，是個宣揚政治理念的媒體。民主先生的臉書，是個結交同志的管道。但是網路科技還沒有參與到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建構，也就是說網路科技尚未應用在投票或政府決策的過程，特別是具有民主正當性的過程。要讓網路科技與民主政治進入此一境界，顯然不能靠上個世代的民主先生，而要靠更多新世代的民主先生、民主小姐的努力了。

2011060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一中各表」與「兩個中國」

「據說」其內涵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主權政府，為了卸除彼此的政治包袱、打開交往的通道而建立的橋梁。但那是一條權宜的橋梁，也是一條虛擬的橋梁，是為了滿足兩方中之強勢一方的要求而勉強搭建的水上浮木。

「一中各表」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這點連北京方面都不願意證實。很詭異地，連內涵為何都不確定的九二共識，竟然可以成為兩方的橋梁，因此我曾指出，九二共識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不是任何理念基礎。只要中共許可，則沒有內涵的口號也可以成為共識。

即使「一中各表」真的是共識，「各表」這兩個字，恰好說破了「一中」虛擬的性質。如果真有「一中」，就不必「各表」，實話實說、平鋪直敘就可以了。正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中」，雙方不得不建構一個神話，這神話不能彼此互相戳穿，又不能違背自身的立場，所以還真非得「各表」－－否則根本沒辦法兜得攏。

不論主觀意願和期望如何，海峽兩岸目前的政治現況是一邊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台灣中華民國，可以依照普通名稱叫做「一中一台」，也可以依照各自官方名稱叫做「兩個中華」，或由於中華與中國的混用而叫做「兩個中國」。拋開一切政治表態的修辭，這就是事實。未來兩岸可以追求統一，但是未來必須從現在出發。

幾天以前，美國前在台協會主席、華府首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主任卜睿哲發表「兩個中國」的論點，卻遭到台灣總統府以「九二共識」反駁。此一事件雖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再度凸顯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政府，對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是抱殘守缺，毫無長遠戰略思考。

九二共識做為馬政府心念口持的聖號，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對於任何涉及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標準答案都是九二共識。中華民國現在的立國基礎，已經改成九二共識了嗎？一個國家存在的理由和依據，怎麼會是與別人的共識呢？更何況那是一個內涵根本說不清楚的共識？沒有九二共識，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嗎？

據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最為弔詭之處，即是這是一種「必須從被否定的對方獲得肯定才能成立」，或者說在字面上否定對方，但卻把自身的正當性繫於對方之默認的一種違背邏輯的論述。易言之，假使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是真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是不存在或非法的。這樣的一中各表卻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默許，否則就沒有所謂共識的存在，這豈非最大的悖論？

九二共識須要中共的認可，但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卻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而國民黨政府更以中共認可做為檢驗其本身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判準。這樣同時違背事實又不合邏輯的九二共識，竟然成為馬政府最高方針，造成整體國家理論的錯亂。

以九二共識做為國家理論，如同把一條浮在水上的便橋當成立足的地基，這就是馬政府完全虛幻化的國家理論。用一中各表去駁斥兩個中華或一中一台，則顯示馬政府誤以為虛假神話的力量比事實還大，這樣的領導思維，令人憂心台灣前途危殆。

201105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國共聯手捍衛「九二共識」

總統大選近了，國民黨共產黨很積極地聯手捍衛「九二共識」。國民黨從總統到各級官員，共產黨從國務院到外圍學者，異口同聲地批判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質疑民進黨如何能夠迴避「九二共識」。儼然，「九二共識」成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強烈的共識了。這是有來由的。

「九二共識」原本並不是國共兩黨的共識。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後，當年由李登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內部，對雙方究竟是否達成過「同意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對一個中國的涵義各自表述」，即有很大的爭論。這正是「九二共識」當時是否存在之爭議的起源。

西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與李登輝先生的立場有很大的關係。而共產黨，當年只一再強調「一中原則」，更未曾明確表達接受「九二共識」。如果中共當時曾明確表達，則國民黨內部就不會有究竟是否曾達成共識的爭議了。

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嚴格來講是在馬英九先生勝選，國民黨即將再度執政之際。基於對馬英九政府高度的期待與一定的信賴，中共決定放下橋板讓國民黨跨越海峽。之前，中共所要的僅是「一個中國」－－最好是「台灣屬於中國」，也可以是「兩岸同屬一中」，並不歡迎「各自表述」，當然「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這種表法是不接受的。

中國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是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把兩岸關係長期弄僵，而終於盼來了一位真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馬英九先生之時。換言之，「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夠成為兩岸談判的橋梁，其最重要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非「一中各表」。中共是因為願意和馬政府打交道而接受「九二共識」，即使馬政府拿的是別種的「一中」口號，中共也是會接受的。

原本只是策略性地接受，但是漸漸地，中共的智囊們發現，「九二共識」真是個好東西，是對中共完全有利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方面「一中各表」的表法，即「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與客觀事實徹底背離，從而形成一個對中共方面的一個中國論述毫無挑戰力的局面。

明白地說，中共目前的一中理論是「同屬一中」或「同構一中」，而國民黨的一中理論則是「重疊一中」或「競爭一中」。「同屬一中」對台灣其實比較有利，因為那個「一中」未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反而可能是開放式的第三種中華。

「重疊一中」則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狀態，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競爭，而其結果可想而知，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民國更能夠代表那種「重疊式的一中」。在認知到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其實有利於中共之後，共產黨的官員與學者們當然也就熱心地成為了「九二共識」的捍衛者與鼓吹者。

國共兩黨聯手捍衛「九二共識」，有以上所述的同床異夢的思考。此外，國共兩黨還有另一層不同的期待。在批判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的時候，共產黨是真心希望民進黨能夠遵守現在這個「和平發展」路線上的兩岸互動架構；而國民黨卻並不真的想看到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

國民黨已經將「九二共識」變成一黨的專利。國民黨以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唯一的橋梁，國民黨站在橋頭要叫民進黨從他的胯下爬過去，否則就不准走這條橋。而國民黨也看準了民進黨不會願意受這胯下之辱，反而會從橋上跳下去，所以才一直以此為挑戰的題材。

201105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美國贏了嗎？

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被美國海軍特種海豹部隊在巴基斯坦的住宅裡擊斃了，美國人覺得他們為十年前九一一事件的死難者報了血海深仇。但是美國贏了嗎？美國在西亞與中東的戰略將如何調整？美國國勢的興衰會如何影響世局？

毫無疑問，獵殺奧薩瑪賓拉登成功，是歐巴馬總統個人在政治上的極大勝利。僅僅上個星期，歐巴馬還為了他自己是否出生於美國的政治問題陷入糾纏，他的民意支持度也低迷不振。奧薩瑪被擊斃當夜，歐巴馬在白宮東廂召開記者會，特意掛了開國元首華盛頓的畫像在深深長廊的背景中，似乎要表示他自己獲得了歷任美國偉大總統的英靈庇佑。

歐巴馬口口聲聲「我獲得情報」，「我下令執行」，強調了他是這次行動的主導者，也把勝利光環全攬到自己身上。歐巴馬的民意支持度驟然上升，使得一位美國幽默評論家說，下屆總統大選已經結束了，意思是所有挑戰者都已不對歐巴馬構成威脅。

奧薩瑪死了，歐巴馬贏了。歐巴馬贏得了國內政治評價，也有望贏得下屆大選。但是奧薩瑪對美國的戰爭，誰贏誰輸，則尚未分曉。原因在於奧薩瑪對美國所採取的戰略，並不是表面上的恐怖行動，而是刻意將美國拖進戰爭的泥淖中，最終目的是要搞垮美國的經濟與財政。

這種拖垮戰略，根據美國一位恐怖主義研究專家所指出，是奧薩瑪在阿富汗對抗蘇聯軍隊的時候所體悟出來的。一九七九年蘇聯進軍阿富汗，當時奧薩瑪以雄厚資產援助阿富汗游擊隊，並且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蘇聯在一九八九年師老兵疲而撤出阿富汗，兩年內就崩潰瓦解。

奧薩瑪發現超級強權最脆弱的地方在其財政，要打敗蘇聯與美國這種強權，當然不可能僅靠游擊戰術或恐怖主義行動，強權的軍事力量太強大了。游擊戰術與恐怖行動的真正目的，是要誘使強權發動正規戰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類似阿富汗的沙漠與高山這種他們無法快速獲得勝利，或即使勝利也無法有效掌控的地區。

把美國拖入漫長而沒辦法獲勝，甚至不知道如何結束的戰爭，把美國的國力消耗殆盡，這才是奧薩瑪發動連串對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恐怖攻擊的真正戰略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才明瞭為什麼奧薩瑪與蓋達組織要策畫執行九一一。如果僅是要屠殺平民、造成恐慌，有很多種較低成本的方式可以達到。為什麼要做到如此極致的九一一攻擊？目的就是要激起美國舉國憤慨，讓美國被誘迫投入另一場阿富汗戰爭。

美國確實照著奧薩瑪的大陰謀這樣做了。九一一之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直到現在無法撤兵。二零零三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打了八年留下一大堆政治爛攤子。人員的傷亡固然慘重，對美國經濟與財政更造成沉重的負擔。龐大的國債與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嘯其實有著密切的關聯。美國的國勢在這十年間就這樣衰頹了。

奧薩瑪被擊斃了，但是他對美國所發動的戰爭還沒結束。當然美國並非當年的蘇聯，不會這麼容易被搞垮，然而關鍵還在歐巴馬政府是否能儘早結束戰爭並迅速回防－－固守世界經濟。破除恐怖分子的巨大陰謀，要靠更大的智慧而非武力。

2011-05-0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面向大選的民進黨

在本專欄截稿之夜，民進黨正在進行總統提名初選的電話民意調查。我不知道誰能夠獲得提名，但是做為一個曾經與民進黨共度青春歲月的知識份子，我非常期望民進黨的總統提名人能夠正確地理解並掌握他所將面對的國內外局勢，並且從獲得提名的那一日起，就開始領導民進黨正面地迎向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總統候選人應該從獲得提名的當天開始，就以國家領導人的心胸和視野處事。總統候選人必須明瞭，雖然競選與執政不是同一回事，但也不是不相干的兩回事。競選的過程中，就該開始說當選後要說的，做當選後要做的，這樣才不會讓競選過程的言行，成為日後領導與治理的包袱。

當選後該做些甚麼？競選中該說些甚麼？首要是思考如何穩定政局。第三次政黨輪替一旦成真，民進黨總統就立刻面臨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所造成的憲政空窗期－－這將是長達四個多月的、史無前例的憲政空窗期。在這段期間內，民進黨的總統當選人要如何穩定政局，既要防止卸任總統濫權，又要避免政局動盪，是很大的考驗，最好儘早思考和準備。

第二項要務是建立有效統治的多數聯盟。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兩黨可能都認為對己方有利。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立委席次離過半有段距離，這時總統當選人就該尋求其他黨派支持，籌組執政聯盟。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立委席次又能過半或接近半數，這時總統當選人可以組成一黨的預備執政團隊。但就國家的大戰略來講，民進黨總統當選人最應該做的仍是組成大聯合政府，將各黨派都囊括到執政聯盟中。即使大聯合政府籌組不成，仍能夠有效地整合政策共識，吸納他黨人才，消融對抗的力量。

接下來是釐定幾項重大的國政方針。對中政策與兩岸關係是下屆政府的重中之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就該闡明未來執政時將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處。固然從競選策略的角度來講，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未必就要講出一套完整的兩岸論述，但不講出來可以，卻不能不想好。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民進黨如何處理一中問題？就算是個暫時的說法，也不能不準備好。

經濟發展、國家財政與社會安全體系是環環相扣的三大問題。這不像兩岸問題，還可以用機巧智謀弄出個曖昧空間，而是要明確地提出政策路線。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一定要講清楚－－在四次政見會上，蔡英文女士和蘇貞昌先生都講得很含糊－－到底民進黨是要延續上次失敗的執政經驗，即是毫無主見地在財團富豪及人民大眾之間來回討好，或是要擺出有整體規劃的產業結構調整、稅制改革和保障弱勢的福利政策。

其實，在初選的第四場政見會上，最不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已經將下一任總統該做的事情說出了大半。他的政見有過度簡化與樂觀的問題，但他是唯一有中心思想並將所有政策有系統地構連的候選人。如果是另外兩位候選人之一獲得提名，提名人該好好與許信良長談，將對領導民進黨迎向大選與執政有很大幫助。

2011-04-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注定錯過的歷史時機？

下一任台灣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情之一，也可能是在這一任非做不可的，是提出一個能夠涵括華人長遠共同利益的兩岸政治架構，用此架構使兩岸和平分立的現狀能夠維繫，但又能促進兩岸的分工合作，更要引導中國大陸做良性的轉變。

當然這是美好的想像，在現實上並不總是能夠實現。歷史上有太多被錯誤的領導人錯過的時機，國家因此衰落或文明走向式微。台灣過去曾經擁有足夠的幸運，讓我們成為今天這個獨特的國家，但我不認為台灣永遠有理所當然的好運。

這樣的歷史時機，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了。兩岸的經濟分工與合作，早已跨越了不能回頭的點，台灣無法脫離大中華經濟圈而獨自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討論的不是該不該開放的問題，而是如何獲取更多開放的善果，如何避免和減少開放的惡果，以及如何用開放所得到的經濟利益，來建構和補強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同時，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快速降低中。過去我們認為台灣擁有的政治優勢，也在經濟自信心的消褪，以及台灣民主的種種瑕疵暴露之後，愈來愈不成其為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在政府嚴打下仍然興起的公民力量，發展出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具有主體性的原發思想。台灣經驗能夠做為中國民主化之指導的功能，已經變得稀薄了。

中國可能不會再企圖用武力來併吞台灣，但是中國一定會用任何非武力的方式來消化台灣。在台灣還沒有被消化的時候，在台灣還有主體意識並且對自身的政治制度還有信心的時候，我們必須建構一個能夠讓台灣不僅能維持現狀，還能對中國未來有所影響的兩岸政治架構。

國民黨政府與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並不是有能力擔當此一歷史重任的領導集團。馬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改善了兩岸關係，但那算不上甚麼了不起的功績。在陳水扁前總統把兩岸關係搞到僵局之後，只要順著經濟大趨勢走，不要違逆中共的意思，就可以達成今天的局面。馬總統最大的考驗是在未來。他的「不獨不統不武」和「一中各表」，只是個暫時的權宜手段，根本無法長久。他說要維持台海現狀，殊不知現狀是不能靠「不作為」來維繫的。現狀只能夠靠積極進取的戰略來維繫，必須用動態、辯證的攻守來維護，而不是靜態的茫然等待。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和蘇貞昌先生，都不願意明確地講出他們的兩岸戰略－－很可能他們不是不談，而是根本沒有。他們盡其智謀所打出來的算盤是，如果贏得了明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只要能夠弄出另一套暫時的說詞，想辦法讓中共有台階可下，兩岸的交流還是有機會延續下去。只是這樣的操作模式，和馬總統的路徑所走出來的實際結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一樣是讓台灣失去主動建構兩岸政治架構的契機，一樣是讓台灣逐漸被中國消化，而所想要維持的現狀也一樣沒辦法維持下去，遑論法理台獨或其他夢想。

民進黨另有一位孤獨而清醒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他的戰略比較有可能讓台灣長期維持獨立現狀，又有機會對中國和華人世界發揮影響力。但是他贏得民進黨提名的可能性幾乎是零。這是表示台灣注定失去最後和最重要的歷史機會嗎？

2011-04-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含混閃爍的民進黨兩岸論述策略

反對黨人士發表對兩岸政策的見解，應該要能夠從更高遠、宏觀的角度，指出現行政策的錯誤和盲點，進而提出對策方案。但是從上周末舉行的第一次民進黨總統初選政見會看來，除了許信良先生已經開始準備鋪陳他的論述之外，另外兩位候選人都不是這樣做。

事實上，現階段民進黨主流的兩岸論述，是一套含混閃爍的權宜之詞，既想要解決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從國民黨那邊含糊地承受某種「一中」概念架構，讓兩岸能夠繼續互動交流；但是又想要迴避自身在理論上無法迴避的闕漏－－台獨理念與「一中」概念之間的矛盾衝突。

民進黨領導人並非不明白自己身處的窘境，但是有勇氣去面對此一窘境的人很少，例如上屆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提出憲法一中，是一個勇敢但失敗的嘗試。這次爭取總統提名的兩位主要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與蘇貞昌先生，一位選擇了以虛待實的太極拳戰術，即是用完全空洞的語言，閃避任何有意義的論辯，另一位則採取隨機打點的游擊式戰術，即是東一句、西一句，但不知道每一句的關連是甚麼。

這兩種戰術雖然短期看來頗為機巧，可以避免遭遇正面衝突，也可以避免受到全面檢視，總之對候選人來講，就是先過了初選這關再說。但是這種含混閃爍的態度，卻使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無法開展，陷入一種英語稱為
apologetic 的情境，也就是好像帶有歉意似的，只能夠不停地解釋和辯解，說我們不會做哪些事情，或說哪些不是我們的錯，但沒法理直氣壯地提出宏偉的主張。

綠營人士目前仍無人有能力指出馬英九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最嚴重與結構性的錯誤在哪裡，更沒法提出足以取而代之的戰略思想。因為整個民進黨團隊不分哪個世代，仍舊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人員組合，從政務官、幕僚文膽到黨務人員，幾乎都是陳水扁時代的當權派，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解釋和辯護，而不是徹底反思與提出開創性的新主張。

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最嚴重的問題，是他缺乏對兩岸未來政治架構如何進行「終局安排」的思考，或者說他根本不敢也不被允許去做這樣的思考。於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就被經濟交流的歷史洪流滾滾推動而去。這對某些人來講是可欲的發展，有的是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有的則是根本不在乎未來結果是否對台灣或是對全體華人有利。

反對黨對馬英九政府最有力量的批判，應該是指出缺乏終局安排的思考，將使台灣失去有利的政治談判時機，將對台灣造成多麼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結果。但是由於民進黨人同樣不敢面對自身理論的闕漏，更且比馬英九總統和他的策士們更缺乏戰略思考的能力，所以只好講些空洞無比的，沒人能夠反駁，但也沒人能夠說出為何應該贊成的話語，或是在技術細節上做些無關宏旨的批評。

當民進黨領導人與總統候選人，繼續說些把兩岸的未來交給下一代去決定之類的話，我們大略可以判斷這樣的領導人與馬英九總統一樣，渾然無知於台灣逐漸流失的政治優勢。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即使民進黨在說詞上與國民黨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實踐上卻會有很類似的結果。要扭轉此一情況，可能必須期待如許信良等民進黨內的在野派或非當權派。

2011-04-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西方在中東－－茉莉花革命之後

在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之後，中東與非洲許多國家相繼陷入政權動盪的骨牌效應之中。利比亞和葉門的內部政權戰鬥還在持續之中，目前看不出來何時會塵埃落定。合理的推測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其他西方國家的介入，充其量可以協助反對派推倒執政者，但仍不可能立即讓動盪的各國恢復秩序，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單就中東地區而論，唯有從在地產生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重建整個體制。即使局勢詭譎，我們還是能夠從宏觀的觀察中，推測西方文明與中東世界的互動，在經歷過這段革命時期之後，會有甚麼樣的變化。

西方世界在中東的形象和影響力，有可能因為這段時間（或許未來更長時間）的介入，而獲得改變的機會。經濟學人周刊有一篇報導指出，雖然這次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採取武力干預，但是很弔詭地獲得部分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和歡迎，原因是他們站在反抗軍的立場。在利比亞，有些與賓拉登基地組織有關的伊斯蘭聖戰士們說，這次西方干預是做對了，幫助他們解放了人民。

在這段過程中，西方世界，包括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一般關心國際局勢的知識份子，可能將學習到一件事情，即是未必要將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看做是那麼本質性地不可避免。在今年的「阿拉伯之春」或所謂「阿拉伯的覺醒」之中，伊斯蘭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許多民眾是因為信仰而起身革命。

在革命之後呢？伊斯蘭信仰會不會將他們的新的政治體制帶向更具宗教色彩？其實未必。有些阿拉伯國家已經實行某種他們特有的民主制度，例如黎巴嫩。在某些國家，如突尼西亞和埃及，政治的演變似乎較為符合西方的期待，而在利比亞、敘利亞與葉門則似乎不然。但是這次的革命風潮畢竟為中東地區帶來改變的希望，而且改變的動力有許多來自年輕人，因此從西方的角度來看立也是不必過於悲觀。

以戰略角度而言，西方國家也會從這段革命經驗中，獲得許多新的觀點，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西方對中東的政策思想典範。美國歐巴馬政府在這段期間，對埃及、利比亞和葉門統治者的態度，一直是模稜觀望，引發美國究竟有沒有一套對中東的戰略的質疑。美國未來對中東應該以何種戰略思想做為政策的指導？這將是華府外交政策圈辯論的熱題。

目前看起來，歐巴馬政府確實是沒有一套對中東的完整戰略。但是茉莉花革命後，中東各國在人民起義的詭譎政局下，要求美國能夠立即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戰略思想，確實也是不可能的。歐巴馬政府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將各個國家的情況當做個案來處理，用最務實的態度來個別面對。先把當前瞬息萬變的局勢掌握住了，再慢慢來發展政策論述不遲，這可能就是華府的想法吧。

中東本來就在西方國家的地圖上占據重要位置。中東和非洲如今的亂局，追根究柢還是美英法義等國在殖民時代以及冷戰時代所種因的。現在中東問題又要讓西方國家好好地傷腦筋一段時間，這也會讓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稍微冷卻與緩和，華府的注意力必須要集中在中東地區。

2011-04-0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許信良參選的意義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三年之後，現今台灣政治是陳腐庸俗得讓人幾乎提不起興趣。比起國民黨上一次執政時期的台灣，從威權到民主，似乎處處都充滿了改變的可能；現在的政治則彷彿一切都讓人不滿意，但是卻不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無聊的年代，沒有甚麼事情能夠振奮人心。國民黨依舊是國民黨，而民進黨也重複著滾瓜爛熟的傳統戲碼。在台北市的士林大同選區，有三位（原本是四位）民進黨青壯代的戰將級候選人，為了爭取區域立委的提名，進入了媒體稱為「死亡組」的同黨廝殺。為何非要爭取士林大同呢？只因為那是台北市唯一綠大於藍的選區。換言之，想要揀政治便宜。

事實上，所謂「學運世代」的從政者，有許多都已經滿四十五歲，符合參選總統的年齡資格了，而他們還在為了單一選區的立法委員提名，在自己的世代之內，或是與先行世代的黨內前輩們搏鬥著。他們或許都忘了，陳水扁第一次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總統時，才四十九歲。

在這樣的無聊政治氛圍下，七十歲許信良抱著借來的五百萬元投入民進黨總統初選，還真是感動了不少人。四十歲組政治人物連想都不敢想的政治冒險，七十歲組的許信良就這樣拼下去。當然會有人說那是因為許信良已經沒有甚麼可以輸的。但對於許信良冷言冷語的嘲諷態度，正就是台灣人犬儒性格的展現－－只願意認定每個人都跟自己一樣的現實和虛無，不相信真的有人是為夢想而活的。

許信良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是最具知識份子性格的。他隨時都在思考政治問題，據他說這二十年來則都在思考兩岸的問題，樂意對政策問題表示明確而強烈的立場，樂意與人談論與辯論，特別是與年輕人。有些政治人物，是不習慣閱讀、不擅長思辨、不樂意提出見解，更不喜歡和見解不同的人講話－－因為對自己的智識能力沒有自信。許信良完全不是這樣，他用強烈的見解來吸引和折服優秀的知識分子，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卻被吸引去與他對話－－或是不得不與他對話，因為與他對話可以對自己的思考有許多刺激和啟發。

在許信良加入民進黨總統初選戰局後，不得不與他對話的人，變成了蔡英文與蘇貞昌。但是蔡英文與蘇貞昌仍舊可以選擇不和許信良對話。蔡英文與蘇貞昌可能選擇忽略或是有意無意地讓許信良被滑稽化，把許信良當作不存在或是把他當成小丑－－因為蔡英文和蘇貞昌未必有許信良那麼強烈的知識份子性格，也未必把政治理念的辯論當做是絕對認真的事情。

對民進黨的選民而言（同時也就民進黨的總統提名初選制度而言），政策立場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夠贏（民進黨初選民調採用配對式，所體現的邏輯就是誰能贏過馬英九。）因此，許信良未必能夠藉由總統初選電視辯論，逼使蔡英文和蘇貞昌講出明確的政策理念。但是許信良的參選，如果能夠引發知識分子對貧窮問題、稅制改革、兩岸經貿、兩岸政治談判等議題的關切和討論，則他的冒險行動有可能對這個社會造成正面的衝擊。

發表於 2011/03/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下一個冒煙機組在中國？

全世界關注核能安全的人們，必須把目光集中在中國大陸。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核能發電國，而目前已經是擁有最多在建中的核能機組的國家。在日本遭逢超級強震導致福島原發廠嚴重爆炸及輻射外洩事故後，中國政府雖然暫時停止核能發電新建項目的審批，但是很快地將會恢復續建及新建。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今年（二零一一年）一月公布的最新數據，目前全球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有四百四十二組，供應了全球發電量的百分之十六。其中美國擁有一百零四組，法國五十八組，日本五十四組，俄羅斯三十二組，以上算是核電的超級大國，其後則是韓國、印度、英國、加拿大、德國、烏克蘭、中國。

以運行中的核電規模而論，中國目前擁有十三組核電機組，算是核電的中型國家。但是若以進行中的核電計畫而言，中國則是飛速超英趕美。全球在建中的核電機組有六十五組，其中有二十八組在中國，約占百分之四十強。

對於能源需求急遽升高，能源結構卻不健全的中國，核能發電是個無法拒絕的選項。在日本發生大震災的同一段時間，中共剛剛通過了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在「十二五」計畫中，今年將開工建設首個內陸核電廠，並在二零一五年投產首台內陸機組，同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四千三百萬仟瓦，二零二零年達到九千萬仟瓦。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的是，核能發電是中國發展上極重要的關鍵。即使在日本核災發生後，中國國務院在溫家寶總理所主持的會議上，決定「全面審查在建的核電站」，並「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但是在「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之下，核電政策不可能有重大的改變，核電項目還是會恢復進行的。

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在震驚世界的日本核災下，能夠嚴肅地面對核能安全的問題，並且以暫停審批的方式來要求各級嚴格加強安全規劃和管理，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在高速經濟發展的熱潮中，各省為了增進本身的能源優勢，許多都狂熱地推動核能發電廠的新建計畫，更別提龐大的核電產業體制能夠為幹部們提供多麼肥美的油水。這也正是中國為何成為擁有世界最多的在建核能發電機組國家的原因。

對台灣安全影響最大的福建省，就由於國務院的決議，省長黃小晶宣布福建「三個核電站夠了」，還沒建的一律不建，福建「不要成為核電省」。福建省獲批在建的核電廠有寧德和福清兩座，而漳州、莆田、南平、龍岩等市都競相爭取新的核電項目。湖北省也延後了核電計畫，而先前曾號稱要成為全國核電特區的廣東省也停下來觀望。

中國核電政策轉趨謹慎，對於全球核電產業的供應鏈可能造成一陣子的蕭條。但是核電產業界很明白中國已經無法擺脫核電，中國的核能發電比例還有極大的成長空間。甚至中國的核電產業人士還樂觀地認為，由於世界各國對核能安全的憂慮，減緩核電發展速率，中國反而有機會迎頭趕上，成為核電先進國。但是中國缺乏民主機制的監督，甚至連建全的核能立法都沒有，中國的核能安全令世人擔憂：下一個冒煙爆炸的核電機組會不會在中國？

發表於2011/03/23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災難下的政治領導

日本人對於巨大的災難其實並不是毫無心理準備。事實上，日本知識分子幾乎無時不處在危機感之中。從大眾文化的漫畫與電影，可以看到許多作品在描述遭受重大災難襲擊的日本，其政治體系將如何回應與處理，也有新世代的領導者，在災難中展現人格品質與能力，而從混亂時代崛起的故事。

對於災難，這些日本漫畫家、編劇家，不僅僅是準備要應對，甚至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預期並等待著災難的發生。這是因為近幾十年來日本政壇人物陳腐庸懦，但政治體系缺乏產生重大改變的動力，讓許多懷抱理想（包括右翼與左翼）的知識份子感到無奈及無力感。

於是，他們想像著某種巨大災變（通常就是大地震，或是與中國或北韓的戰爭），會對失去精神的日本社會給予新的刺激，從而產生出偉大的新領導世代。換言之，除了某種巨大災變做為迫使歷史改向的力量，否則重大的政治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日本正面臨二戰結束後最大的國家危機（菅直人首相所言）的此時，日本的政治菁英體系會遭受到衝擊嗎？真如政治漫畫家所期待，災難能夠為日本培養出新世代的領導者？或者是，平時顯得平庸的政治家，反而能夠在災難中顯現出不凡的能力與品格，而成為偉大領袖？

二十二年間，日本換了十六個內閣。菅直人首相在去年六月上任時，有些國際政治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又將是一個短命內閣，原因在於日本民主黨的派系，對政策路線有頗多的爭執。日本民眾也曾用「速食麵政治」、「冰淇淋內閣」來形容政府快速更迭，無法維持穩定的狀態。

對於日本的經濟，菅直人首相鼓勵民眾不要悲觀。他認為日本可能會出現類似美國「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復甦，亦即由於重建而創造了巨大的經濟需求，帶動產業和科技的快務成長。基於此，日本政府已經準備投入大量資金，準備應付災後重建的金融需求。

目前還很難看出菅直人首相是不是能夠像小羅斯福總統（FDR）一樣，獲得人民的支持，擁有很長的任期與廣泛的權力，領導國家走出巨災、推動重建。可以想像的是，菅直人首相的政敵，不論黨內黨外，一定都在等著看他「到底行不行」。

除了只想尸位素餐的政客，有野心的政治家應該都會暗暗羨慕菅直人首相，在任內遇上了如此重大的國家危機。雖然極為沉重的壓力，可能讓任何一個人心力交瘁，但從事政治不就是要解救人民的苦難，施展自己的抱負？從這個角度看來，巨災是政治家無與倫比的歷史機會。

重大天災讓現代人認清文明的有限性，揭露人類生存的實相，也讓政府的存在意義更逼近其本質。政治不再如承平時期僅以取悅選民為要務，而是要保障生存、維護秩序、集結資源、對抗環境與體系的崩潰危機。現在的政治操作型態，只是歷史巨變間隙中一時的現象而已。虛假的政治，無法通過真實災難的考驗。習於承平享樂的新世代從政者，必須從日本震災中體悟。

發表於 2011-03-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沒有時間思考兩岸未來的馬總統

一直以來，國內外媒體、學術界、反對黨以及民間都很好奇，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究竟走向何方？然而馬總統從來沒有給過明確的答案，以至於連過去支持他的一些偏藍學者都開始批判他。這不僅是馬總統個人的警訊，更是國家戰略的危機。

重要的兩岸關係學者楊開煌日前就在海基會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是「欠缺系統而邏輯地對台海現況批判性的解決，同時也因為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看不到明確政策目標，自然也沒有新穎而動人的口號。」

楊開煌教授認為，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論述，外界只看到馬政府的戰術作為，但不知道方向何在，因而只能見招拆招，隨民意出牌，從政治學的角度，這只是民粹主義的作法，而非民主。」

學者對馬英九路線的批評是不是無的放矢或是過於嚴苛？固然許多批評是來自反對黨或國民黨內的其他勢力，各有其立場或偏私。然而，從這個星期馬總統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由總統府所發布的內容，我們看到許多批判或是憂慮，不僅不是沒有根據，甚至可能還太輕忽了馬政府問題的嚴重性。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馬總統竟然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與政治安排問題。當金融時報問道，兩岸未來的關係走向模糊，請問總統所謂的兩岸政治對話是指什麼？馬總統的回應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所以當然也不可能現在就去規劃。」

既然政治問題不僅不能談，連想都還沒去想，那麼兩岸關係該談哪些議題呢？馬總統說，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是「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目前在經濟、文化各類問題都已經忙不過來了，所以根本沒時間去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問題。」

這幾段談話，看起來並非馬總統的外交辭令或是搪塞之辭。馬總統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問題，當然更可能還沒有去思考未來兩岸政治要如何安排的問題，這完全符合馬政府近三年來的表現，即是缺乏中心思想也無長遠規劃的兩岸政策。

在所有對內對外的談話中，馬英九總統所能夠說的，翻來覆去就是「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幾句口號。對馬總統這種路線的最合理的理解，就是他真心以為只要依據國民黨在李登輝執政初期之前的基本路線，配合中國的和平發展主軸，加上不要觸犯美國人的利益，兩岸問題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馬總統是如何定義兩岸的問題，也就無法判斷他所期待的解決方式究竟是否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假使依照馬總統的想法，台灣政府所該做的僅僅就是把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做好，其餘一切等待時間來解決，那麼時間難道就一定是對台灣有利嗎？或是馬總統並不在意最後結果對台灣的利害如何？

對於現在的情況，馬總統有一句話說得很真實，那就是目前兩岸的事務已經讓我們的政府忙不過來了。由於領導人本身沒有去思考未來的走向，以至於整個政府上下對短期的、現實的事務全神貫注得不亦樂乎，也對所得到的一些局部成果沾沾自喜。但是領導人對最重要的國家未來，沒有時間去思考和討論，或是根本不想去思考和討論，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結果？

發表於 2011-03-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民主支柱如何成為麻花捲

新聞媒體與政府和政黨的關係本來就十分密切。從正面來看，媒體與政黨都是民主政治的支柱，沒有此二者就沒有民主政治。從負面來看，媒體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是輔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政治與媒體密不可分，故宜乎有「政媒圈」的說法，畢竟那確實幾乎是同一個圈子。

在威權時代，黨國體制與新聞媒體是一家人，或者依照老一代黨國新聞學者的理論，有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學」，也就是媒體為黨國服務的理論。到了民主時代，政治與媒體的關係有了改變，由原本直接的權力控制關係，改變為較間接的利益收買關係。另一方面，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千絲萬縷政媒人脈，仍牽繫著台灣新聞界的高層人事，也影響著日常的新聞處理。

在國民黨政府由一位前新聞記者擔任行政院長，又由一位新聞系教授擔任黨秘書長（或總統最信賴的幕僚）這個階段，台灣的政治與媒體關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著這個新時代的有好幾個事件，其中之一是不久前一位中國時報記者為了抗議過度的「置入性行銷」（或說「賣新聞」）而公開宣告辭職。這事件說明了台灣媒體仰賴政府和企業的經費挹注，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另一種事件，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持續的系列事件，也標誌著這個政治與媒體關係的新時代，那就是非常密集的由新聞記者或媒體人轉任各級黨政職務的現象。這些人事任命，從局處首長到辦公室幕僚到活動專案（例如台北市的花博），遍及各級政府與政黨機關。記者當官當然並不新，從兩蔣時代到陳水扁政府都有；這樣的現象也不獨特，不僅台灣如此，外國皆然。但是台灣這幾年的密集程度，不能不說是到了很誇張的地步。

政府與政黨領導人喜歡延攬新聞記者擔任幕僚或出任官職，是很容易理解的。新聞記者通常較一般行政官僚更為敏銳和靈光，具有較高的執行力，而過去在新聞界累積的人脈也能夠為其政治老闆幫上忙。更重要的是在民意時代，媒體人更懂得操作媒體，也更有管道操作媒體。當操作媒體成為政治人物的第一要務的時候，媒體人當然成為最重要的智囊和左右手。

政治人物以操作媒體為要務，所以引進更多媒體人到政府與政黨。同樣地，當更多媒體人進入政府與政黨，則操作媒體會更成為政治的要務。因為媒體人為了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價值，會更積極地介入媒體－－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透過自己的同業人脈。如此一來，各級政府的新聞常常成為轉業媒體人與在職媒體人共同操作的場域，而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力量就愈來愈衰微了。

媒體受到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影響，以及許多媒體人轉任黨政職位，這兩種現象背後有一組共同的根源，即是媒體產業環境的惡化，媒體企業經營的困難，以及所導致的新聞從業人員生涯的危機感。當新聞記者對其未來職業生涯感到不安，又看到諸多同業接受政治人物安排而「轉業成功」，難免會萌生「不失為一條出路」的想法。一旦有這種想法，則不免要在新聞處理上，對握有資源的政壇大老獻媚示好。從此，民主政治的兩根支柱就變成麻花捲了。

2011-03-0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期待茉莉花香的心情

「茉莉花」，短短的歌詞，悠悠的曲調，是中國大地上被傳唱最廣的民謠，在台灣也是從小兒到老人每個人都熟悉的歌曲。由於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將其寫入歌劇杜蘭朵公主，從此也流傳於西方。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頒獎時也演奏它，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繫獄的作家劉曉波時也演奏它。說這首歌是全球華人共同的民間國歌並不為過。

由於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人民反抗革命，以其國花茉莉花為象徵，茉莉花遂成為全世界人所關注的新一波全球民主化之代稱。在北非與中東諸國群眾起義之後，茉莉花豈可能不飄香於中國大陸？許許多多人關心著中國會不會也發生劇烈的民主化變革。此時，茉莉花在華人世界所代表的，又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共同情感，還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共同理想了。

站在台灣，望向中國，期待著茉莉花飄香，這樣的心情絕非等著看好戲，或是想看到中國亂。剛好相反，台灣人之所以期待著茉莉花飄香，乃是因為對於中國人民有著遠遠超越一般國與國關係的關心和認同，希望看到中國更好，能夠更平穩開闊地發展下去。特別是經歷過台灣八零年代民主運動的世代人們，更懷有一種親切和同理的心情，也很好奇中國如果走上民主化，會有著甚麼樣的動人故事。

看到媒體報導，中國政府非常緊張地面對和處理網路上發動的茉莉花動員，可以推想得知當權者是處在多麼大的壓力之下，對任何可能的風吹草動都要防微杜漸。這樣的情況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絕對不缺乏群眾動員的能量，這使得異議者愈來愈有自信，往後統治者與異議者的關係可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主動權變成在異議者的手上，而政府可能疲於應對、淪為被動。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對於中共內部較為開明的領導人來說，即使沒有茉莉花運動發生，也該思考如何儘速推動民主化。較為美好的想像是，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發生為一場執政黨與公民力量的競賽－－在異議者與公民運動的催動下，中共黨內被迫發動加速的改革，以避免被推翻的命運。

但是較為可能的預期則是，腐敗的利益紐帶綑綁了所有人，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無法推動，到最後執政者失去了對政治發展走向的主控權，異議者更沒有這樣的能力，只能看著群眾蜂起自主地發生，等待未來歷史塵埃落定的結果。

回顧台灣的經驗，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執政者的良知與責任心，並不比異議者的理想和熱情來得不重要。如何創造和平穩定過渡為民主參與體制的過程，是中國體制內菁英應該不斷在腦海裡思考演練的課題，甚至是研討和建立共識的課題。異議者，特別是公民運動的意見領袖們，則該提早思考政治體制如何重建。

即使現在說這一切都顯得太天真與太早，若要歷史上往往無法預測的政治劇變不要最後變成悲劇或鬧劇，則千百遍的編劇與排練都是有意義的。

2011-02-2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茉莉花革命之後

「茉莉花革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另一波重大政治社會變遷的源頭。北非的突尼西亞一名失業青年，由於擺攤賣水果被警察沒收憤而自焚，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與軍民對抗，三周後，統治突尼西亞二十三年，專制而腐敗的班阿里總統因此下台流亡。

緊接著發生在北非大國埃及的革命更令世人震撼。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上，十八天的群眾抗爭，竟然也推倒了在位三十年的強人穆巴拉克。最新消息是埃及軍方表示將不會接管政權，而會推動修憲與舉辦選舉。

人民抗爭風潮迅速在中東地區擴散，在葉門和巴林都有群眾示威，伊朗首都德黑蘭更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發展中。伊斯蘭國家會不會發生骨牌式的民主化效應？中東的政情變化將對世界局勢有甚麼影響？事態仍在發展中，舉世都在密切注視。

假使中東國家甚或俄羅斯等，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衝擊下，真的陸續發生民主化，那麼這算不算是人類歷史上第四波的民主化？抑或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餘波？有待學術社群的探討。其中較耐人尋味的有關於資源分配的政治、世代的政治，以及文化與民主，還有國際霸權變動等等問題。

發生在北非與中東的動盪，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社會結構埋藏了巨大的壓力。最主要的結構問題仍在於經濟資源的短缺與分配不公。糧食不足以及就業的困窘，是造成群眾終於無法繼續忍受獨裁和貪腐統治者的主因。

這一波的民主抗爭，也具有相當明顯的世代政治特色。引發抗爭以及領導運動的，大多是四十歲以下的世代，原因在於年輕世代是失業問題下主要的受害者，也因為他們具有較高的反抗能量。雖然網路促成革命之類的媒體故事必然是過度誇大的，但是新的傳播技術帶來新的動員模式則是事實。

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運動，對於何謂民主以及民主是否普世價值等問題帶來思考的衝擊。既有的觀點認為，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經驗說明了「民族性」與文化差異，並不是促進或阻礙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北非與中東發展出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人民參與模式，那麼既有的民主理論將要努力去理解、適應與容納。

如果人類世界出現奇怪的準民主或新民主政治，最尷尬的將是以民主典範與推廣者自居的美國。在埃及群眾抗議期間，立場最為艱難以致於表現得進退失據的就是美國政府。夾在美國長期支持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代表民主價值的示威群眾之間，歐巴馬總統的表態不是很乾脆。中東地區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政權變替，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我們當然也關心對中國的影響。看起來北非和中東的變局，似乎不太會發生在中國。畢竟類似的社會能量爆發，一九八九年就已經在中國發生過了，結果是遭受軍隊無情鎮壓，這是和埃及與突尼西亞較不同的地方。但是八九以來，中國內部難道沒有蓄積了更大的不滿和變革的能量嗎？「茉莉花」怎麼可能不在中國大地上飄香？

發表於 2011-02-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國首善對台灣意識的衝擊

號稱「中國首善」的陳光標先生，到台灣來捐錢濟貧，雖然陳先生說要低調，但是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實質效果並不低調；而他的言行對台灣人心所造成的影響，意味頗為深長。某種意義上說，陳光標的來台濟貧對台灣人心的衝擊，將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做為台灣人，看到中國的富商如此大手筆施捨給台灣貧民，更看到許多人排隊等著領取現金，心裡不可能沒有很複雜的感受。在台灣人心中，這些複雜的感受，會逐漸發酵而對既有的台灣意識的內涵，形成一些細微但深遠的改變。

過去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富裕的，是施捨的一方，這種長期的認知被陳光標打破了，有種莫名的屈辱感產生。這種屈辱感，究竟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台灣仍懷有敵意（不接受「敵人」的施捨）？或是因為中國整體比台灣貧窮落後（怎可淪為「落後國家」的救濟對象）？排隊向「標哥」領錢的人，是不是喪失了做為台灣人的尊嚴？而台灣意識或台灣人的尊嚴，未來還會遇到甚麼衝擊？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富的行為，應該不會使得台灣意識變得稀薄或消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就真的是一個統戰的操作了。恰恰相反，存在於大多數台灣人心中的台灣意識會遭受到挑戰，而獲得一種揚棄與轉化－－未來諸多類似的事件，可能會使得過去部分建立在虛幻的金錢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轉化成為一種更為真實地面對台灣自身的優缺點，因此而更健康踏實的台灣意識。

台灣人的尊嚴，將如何維繫？過去台灣建立在經濟成就上的驕傲感，顯然會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一部分人）的富，而且比台灣的最富者更富，將是台灣人逐漸要習慣的事實。但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本來就不可能永遠建立在台灣比中國富裕的假設之上。如果（也確實如此）大多數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是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那麼這樣的台灣意識不僅無法永續，更根本是不可取的一種落伍反動的思想。

台灣人已經發現，自己並不富裕。過去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已經不再炫人耳目。對許多實質收入不斷下滑的中產階級，「富裕中的貧窮」是殘酷的事實，就更別提原本並未分享到經濟成果的弱勢階層。連基本溫飽都不可得的貧苦人家，談甚麼台灣人的尊嚴，沒有任何意義。國家或政治社群如果無法照料成員的基本生存需求，這樣的國家也沒有資格要求人民有甚麼強烈的政治認同。

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若能夠儘早煙消雲散，所謂「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這對台灣人是件好事。財大氣粗的台商，很快被財大氣粗的陸商所凌駕、取代。我們現在不認同陸商的財大氣粗，就該好好反省過去台商的財大氣粗。未來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去除掉了虛幻和錯誤的經濟優越感，就只能夠建立在進步的價值觀之上。那是我們本身更平等的社會、更成熟的民主、更包容的人權、對生命與環境的尊重，以及與世界人類，當然也包括與對岸中國人民的關懷、分享。

發表於 2011-01-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外交人事應有革新

外交體系的人事，由於某些重要職務被應該退休而不退休，甚至退休之後又復出的人員所佔據，而導致阻塞不通的狀況。根據中國時報記者仇佩芬的報導，與中國大陸比起來，台灣的中高層外交官員平均年齡高了許多。我們的外交部長楊進添今年滿七十歲，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六十一歲。台灣駐美代表袁健生六十九歲，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五十八歲。中國四千多名外交官，有將近一半小於三十五歲。小小的台灣竟然比龐大的中國老邁很多。

人事阻滯嚴重影響了外交人員的士氣。現在外交部有些中壯代的人員，發現未來的出路被「老成持重」的世代堵住了，後面又有更年輕的世代要趕上來，這些四十歲的科長們在同等級的職位上可能要待個十幾年，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裡，有的人萌生離開外交職涯、轉跑道的念頭，甚至說外交部應該組個創業聯盟，輔導大家轉業。當然真正會離開有保障的公務員職位的人只是極少數，但是即使留在外交部，他們對於外交生涯的熱血情懷已經冷卻，恐怕將淪為另外一種混吃待退的官僚。

這樣的情況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顯然有長期的傷害。台灣的國際處境艱困，並沒有因為「外交休兵」而變得輕鬆。在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經貿合作、衛生醫藥、文化教育乃至僑民及領事事務方面，有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就整個專業領域普遍而言，外交與國際事務的內容，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冷戰結束後，以及九零年代後期網路興起後有了劇烈的改變，很多的外交工作已經不是傳統的外交事務，老一輩的經驗與人脈未必有用，甚至可能反而是一種阻礙。

傳統的外交工作，非常重視與駐在國的上層人脈關係。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老一代的大使們常常以交際手腕自豪。最近這位退休又復出的駐索羅門大使，過去曾任駐捷克代表，就有過一段無意間結識捷克舊貴族後代，以此打進捷克非共化之後的上層社會的故事。而每一個駐外官員也都有過夫人努力做中國菜，一次宴請多少當地賓客之類的經歷。如果我們對外交工作的認知，還是停留在觥籌交錯、衣香鬢影的所謂外交場合，那麼老一代官員們的人脈與手腕或許比年輕人厲害。

然而，國際事務領域的演變卻是：民意與大眾媒體對外交事務的介入愈來愈多；政府外交與民間交流事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在整體外交工作中，傳統職業外交官能做的事情比例愈來愈低。簡而言之，在所謂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年代，或許「非外交的外交」會比傳統的外交更重要。傳統外交工作當然仍應被重視，但是我們更要求新時代的外交人員具有整合國內外官民資源，進行整體作戰的能力。

這就不只是外交人事汰舊換新的問題而已。那種只講求上層人脈，以個人魅力或交情來做外交的時代已經過了，不應該以經驗和人脈為理由，來合理化應退未退的人事阻塞情形。即使老的退了，換了青壯代的官員，也必須要求他們把腦袋換新。

發表於 2011-01-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論謝長廷的重疊共識

在一九九五年許信良先生提出「新興民族論」之後，再也沒有一位民進黨的主要政治領袖提出過任何具有社會與歷史理論意涵的政治觀點。也是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之後，民進黨做為主要的反對黨，其領導者們竟然放棄了用理論來領導運動的企圖。

從那時候起，民進黨就把思想外包給所謂獨派學者，把宣傳外包給地下電台。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是一個沒有人在做思想工作，也無能力掌握宣傳機器的政黨，因此才有所謂泛綠名嘴和「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主導著民進黨路線的說法。

謝長廷先生此時提出建立在「重疊共識」理論之上的「憲法共識」或所謂「憲法各表」，看得出有為民進黨和台灣找理論出路的企圖心。不論他提出此論的個人政治動機為何，在現今鄉愿庸俗的民進黨文化下，還有領導者想要用理念來影響政治局勢，是令人肯定的。

但是他的論述是否真能夠對久已不從事思考的民進黨人，造成足夠的衝擊？對此無須樂觀，因為謝氏的理論一出，所有人都將以政治權謀鬥爭的方式來與他的論點互動，並不會認真地思考他的觀點。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文化，早失去了八零年代對知識的純真熱情。

既然謝長廷意圖以理論來影響政治，那麼他的論點就值得嚴格的檢視。所謂「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乃是取自二零零二年辭世的當代重要政治哲學家勞斯（John Rawls）的理論。勞斯認為在理性多元社會中，雖然人群存在著不同的立場，但對於何謂正義往往可以獲致相同的看法。也就是從不同觀點出發，但可能獲致相同的結論。勞斯進一步談論所謂憲法共識，亦即將重疊共識所獲致的價值觀放入憲法。

謝長廷借用勞斯的理論，重點在於「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的結論」。勞斯所謂的共識指的是人權、言論自由等價值觀，謝長廷所謂的共識則是指國家定位，兩者並不相同。但是台灣社會，即使在國家定位的問題上，確實具有「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結論」的特性，也就是「維持現狀」，或「以中華民國的形式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主流民意。這種理論的借用雖然牽強但也有其洞見。

但是謝長廷的重疊共識或憲法共識論，只能夠適用於台灣內部，也就是描述或鼓吹台灣應該謀求共識一致對外的主張。謝先生提出「憲法各表」，企圖要為民進黨建構與中國政府來往的理論基礎，這部分卻必然是失敗的。「憲法各表」要能夠做為謝氏構想的兩岸橋梁，就必須默認中華民國憲法為一中憲法，也就是換個方式說（不明說）的「一中各表」。這無異於搭個便橋，通到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橋梁上，再借道跨越海峽。

只是，如此一來，「一中各表」的所有風險、問題和侷限，「憲法各表」也都會遇到。更何況「憲法各表」連「一中各表」所能夠做到的都做不到。憲法要同時做為國內共識，和做為兩岸橋梁，這兩者基本上是有矛盾的。「一中憲法」不可能是國內共識，而兩岸橋梁需要建構在某種一中概念之上。民進黨真要重建理論路線，不可能用搭便橋借道的方式，而必須從基礎打起，用自己的橋梁來跨越兩岸。

發表於 2011-01-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兩岸共識的條件

台灣在野黨派與民間社會，特別是企圖再度獲取執政權的民進黨，都認為有需要與中國大陸對話與交往。但是兩岸政府對話的前提條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設下的，他們要求要承認「一個中國」，儘管這「中國」的定義可以討論。既然台灣不可能拒絕與中國大陸打交道，於是建立某種能夠被雙方所接受的「對彼此關係的描述」，也就是在兩岸之間搭建所謂「共識」，成為台灣方面嚴峻的課題。

國民黨接受「一個中國」，這符合中共的框架。但是國民黨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與中共對中國的定義不同，國民黨說這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共在馬英九總統就職前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國民黨宣稱這是因為兩岸代表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中獲致的共識，即所謂「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之所以被中共接受，而成為兩岸交往的橋梁，當然並不在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個陳述的正確性。恰恰相反，是因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明顯地完全荒謬，徹底背離事實，所以中共接受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中共要的是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包括了台灣」，但是他們根本不需要談論「一個中國是誰」或「一個中國由誰代表」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這問題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宣稱對其完全不造成威脅，反而暴露出中華民國政府的可笑與可悲。「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因此「九二共識」被中共所接受。

國民黨用虛構的神話，做為與中共對話的共識基礎，在中共許可下，兩岸關係有所進展，國民黨為此洋洋自得。台灣在野政黨領導人在尋求與對岸建立某種交往共識之時，千萬不能落入同樣的迷思。真正的共識，必須以符合常識為基礎。脫離常識、違背現實的政治陳述，即使為兩方政黨或政府所接受，其實不過是某種密約或是默契，很難稱其為共識。這正是「九二共識」並不成其為真正的「共識」－－在兩岸人民大眾之間無人能夠描述其義，遑論認同支持，因而只不過是國共兩黨之間的某種默契罷了。

台灣在野政黨當然要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話，但是兩岸交往的共識基礎，不應該以「此時」「中共接受」為前提，而應該以是否能與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對話為標準。以「立即獲得中共接受」為思考方向，就很難不損及台灣利益。假使台灣的在野黨也像國民黨一樣急於獲得中共的許可，那麼也必然在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上有所妥協。

台灣在野黨派應該先求與中國大陸人民的情感匯通，若是台灣方面的論述能夠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相當的認同，就取得了很大的正當性，使得中共政府很難遽予否定。而要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當然不可能是任何一種便宜行事的政治語言，而必須真實地以華人的文化理念與兩岸的共同利益為依歸。對於民進黨而言，這就不可能如陳水扁總統時代，僅僅是發明一些迂迴彎曲的詭詐語言，而必須真正徹底地反省究竟何謂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究竟往何處走等根本問題。

發表於 2011-01-1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