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體系的人事，由於某些重要職務被應該退休而不退休，甚至退休之後又復出的人員所佔據，而導致阻塞不通的狀況。根據中國時報記者仇佩芬的報導，與中國大陸比起來，台灣的中高層外交官員平均年齡高了許多。我們的外交部長楊進添今年滿七十歲，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六十一歲。台灣駐美代表袁健生六十九歲，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五十八歲。中國四千多名外交官，有將近一半小於三十五歲。小小的台灣竟然比龐大的中國老邁很多。
人事阻滯嚴重影響了外交人員的士氣。現在外交部有些中壯代的人員，發現未來的出路被「老成持重」的世代堵住了，後面又有更年輕的世代要趕上來，這些四十歲的科長們在同等級的職位上可能要待個十幾年，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裡，有的人萌生離開外交職涯、轉跑道的念頭，甚至說外交部應該組個創業聯盟，輔導大家轉業。當然真正會離開有保障的公務員職位的人只是極少數，但是即使留在外交部，他們對於外交生涯的熱血情懷已經冷卻，恐怕將淪為另外一種混吃待退的官僚。
這樣的情況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顯然有長期的傷害。台灣的國際處境艱困，並沒有因為「外交休兵」而變得輕鬆。在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經貿合作、衛生醫藥、文化教育乃至僑民及領事事務方面，有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就整個專業領域普遍而言，外交與國際事務的內容，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冷戰結束後，以及九零年代後期網路興起後有了劇烈的改變，很多的外交工作已經不是傳統的外交事務，老一輩的經驗與人脈未必有用，甚至可能反而是一種阻礙。
傳統的外交工作，非常重視與駐在國的上層人脈關係。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老一代的大使們常常以交際手腕自豪。最近這位退休又復出的駐索羅門大使，過去曾任駐捷克代表，就有過一段無意間結識捷克舊貴族後代，以此打進捷克非共化之後的上層社會的故事。而每一個駐外官員也都有過夫人努力做中國菜，一次宴請多少當地賓客之類的經歷。如果我們對外交工作的認知，還是停留在觥籌交錯、衣香鬢影的所謂外交場合，那麼老一代官員們的人脈與手腕或許比年輕人厲害。
然而，國際事務領域的演變卻是：民意與大眾媒體對外交事務的介入愈來愈多；政府外交與民間交流事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在整體外交工作中，傳統職業外交官能做的事情比例愈來愈低。簡而言之，在所謂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年代，或許「非外交的外交」會比傳統的外交更重要。傳統外交工作當然仍應被重視，但是我們更要求新時代的外交人員具有整合國內外官民資源，進行整體作戰的能力。
這就不只是外交人事汰舊換新的問題而已。那種只講求上層人脈，以個人魅力或交情來做外交的時代已經過了，不應該以經驗和人脈為理由，來合理化應退未退的人事阻塞情形。即使老的退了，換了青壯代的官員，也必須要求他們把腦袋換新。
發表於 2011-01-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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