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的影響力

大國崛起，當然不僅止於經濟的崛起，其智識力也必須符合大國的領導地位。數月來，中國政府積極籌設「超級智庫」，集結權力資源、網羅政學菁英，除了要滿足政府決策諮詢的需要，也有在國際政策領域爭取發言權的用意。

中國決策者的思考是對的－－國家的實力來自於社會機構，唯有建立數量龐大的理念嚴肅、人才優質、制度健全又能夠永續經營的社會機構，包括學校、媒體、醫院、宗教團體等，才能夠維繫中國的崛起於不墜。公共政策智庫則是對國力極為重要的當代機構。

中國新設的超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據傳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示設立的，整合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設的國際合作中心與對外開放諮詢中心兩個智庫，集結了從副總理級、部級官員到大學校長、優秀學者與國企領導等，引起舉國政策圈的矚目，下月初還將舉辦全球智庫峰會，準備向世界展現雄心。

中國並非缺少智庫，據統計全國大大小小已經有將近兩千個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的研究機構，但是素質與能力大多無法與西方先進國的智庫比擬。另方面，共產黨過去的傳統裡，政策路線是由黨的理論機構決定，政治正確的重要性遠大過客觀評估。這樣的環境下，智庫的存在意義只是搖旗吶喊而已，素質當然無法提升。

籌設超級智庫乃至召集全球重要智庫大會，讓不少中國的經濟與外交等領域學者感到興奮不已。然而中國智庫的地位不在於是否能號召天下，也不在於國際智庫排行榜上的名次，而在於其對中國政府及輿論是否真有實質影響力。智庫有多少名人「大腕」，也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重量級名單，無非一時的印象而已。智庫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研究的成果。

一些放過洋的中國學者很仰慕美國的布魯金斯研究所、蘭德公司等，有時急於仿效歐美機構的皮毛形式，而沒能深入理解思想內涵以及這些機構經營的精神。這會令人聯想到百年前中國知識份子對洋務的態度，兩者都是很急切地要效法西方，卻因為長期的封閉而不真正了解西方，只是那時是籠罩在封建舊思想下，而現在則是黨官僚傳統陰影未除。這樣的現象必須等到在開放年代成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興起後才會改變。

中國智庫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除研究品質外，還在於其是否具有獨立精神。美國主要智庫都宣稱無黨派性，其實大家都知道它們有黨派性。但即使有黨派性，智庫的所謂黨派性是指政策價值的親近，而非接受政黨的指揮。傾向自由派的布魯金斯研究所常常批判民主黨政府，而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卻給共和黨政府極大壓力。智庫的政策研究與倡議必須走在政府與政客的前面，而不是在跟在決策後面。

台灣的智庫在營運資源及政策影響力上也都十分貧弱，我們的公共政策還是在政府裡決定的多，經過獨立機構規劃評估的很少。另方面有些智庫的黨派性過強，幾乎完全失去獨立性，甘為當權者決策背書的工具。這樣的智庫也只是權力階梯而非思想坦克。台灣好在還有一些獨立知識分子（非指名嘴）能夠在媒體上批評政策，給政府提供不少有用的建議，但往往過於學院觀點而缺乏政策視野，也沒有團隊資源和長期、總體的研究。中國智庫有爭取世界發言權的野心，台灣也該即起直追。

發表於2009/07/0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