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主席如何帶頭跑

兩岸關係自從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大幅地扭轉了陳水扁政府自第二任期以來刻意升高對抗的政策路線，朝向兩個政府建立互信合作急速地發展。根據一些國民黨人的說法，這是馬政府與國民黨在「補過去十幾年的功課」。對相當大一部份的台灣人民來說，國民黨「補課」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一般民眾幾乎完全跟不上，無法正確理解也無法對政策做出良好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有泛藍政治人物還嫌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開放速度不夠快。

馬英九先生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其最重要的政策項目仍是兩岸政策。自從馬有意重回黨中央以來，就有人說馬英九要修正先前國民黨中央對兩岸事務過度著迷的態度，拉住國民黨急速向中國共產黨一面倒的傾向。但是從馬英九當選的公開聲明看來，即將就任的馬主席似乎並未打算要終止連戰、吳伯雄兩位前主席的路線，反而一再強調要延續。不論馬英九的表態是全然一片赤誠，或是只為了將中共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到自己身上，馬總統無疑是為了親自掌控國民黨的兩岸路線而出任黨主席。

馬總統以及馬主席的兩岸政策，不論是否要修正原先國民黨中央的路線，在民間都招致很大的疑慮。疑慮的根源其實很簡單，包括當初投票給他的七百多萬民眾中，仍有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中華民國政府打算怎麼處理中華民國，又打算怎麼處理台灣。即使是贊成兩岸交流或短期內從中獲益的人，還是有不少對兩岸長遠政治關係發展下的台灣前途，有很嚴重的不確定感。

對付這類疑慮，馬總統的標準回應就是要我們（民眾）相信他，或者反問我們，他何時出賣了台灣的利益或在主權上有所退讓。但是馬總統沒有一套完整的戰略論述，告訴我們為什麼現在的兩岸情勢發展不會導向對台灣不利，以及他的政府將如何在兩岸競爭與合作下維持台灣的自主。結果導致了台灣的兩岸政策只能建立在一組莫名的信任關係之上－－台灣人民必須信任馬英九的決心，而國民黨政府則必須信任共產黨的善意。

這種以不可言說的莫名信任關係為基礎，卻缺乏戰略和理論的兩岸政策，將會是十分脆弱，而且對台灣是極為不利的。馬總統無異於要求台灣人民去活在一個不屬於我們的政府的善意之下，他要我們該去信任這一個並不統治我們、也不受我們監督的非民主政府，因為他與他們有某種不能告訴我們的默契。如此，馬英九總統無法防止一種上行下效的投共風潮－－人們會說，既然要信任中共的善意，不如跳過政府和執政黨直接去打交道了。

這就是馬總統即使兼任國民黨主席，仍將無法全面掌控兩岸政策的結構性原因－－連戰先生跑得比他快，吳伯雄先生跑得比他快，這樣不好，所以他要自己來帶頭跑。但是只要他沒有自己的目標，只會朝著北京跑，國民黨內一定還是有人要搶著跑在他前頭，有可能是中常委、立委，更有可能是縣市長、議員。不把路徑圖規劃好，不把方向講清楚，馬英九先生永遠會發現他被一群人架著跑，而且是一群為了私利爭先恐後的人。這不是誰當國民黨主席的問題，而是國民黨往哪裡去的問題。

發表於2009/07/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共對台的和平發展階段論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新時代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裡，不僅台灣有新的作為，中國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整。為了適應這個新階段，也為了正當化諸多的政策調整，中共中央理論家及對台智囊們開始構築新的對台戰略論述，即是所謂「和平發展期」。

依據上海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的見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的新兩岸關係論述已經構築完成，在此論述中，兩岸關係現在是「和平發展期」，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這套「和平發展階段論」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台政策思想主軸－－如果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可以延續到他卸任之後的話。「和平發展階段論」的重要意涵在於，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也能夠接受目前兩岸分立狀態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他們的新理論裡，這段時期就是「和平發展期」，是在所謂「和平統一期」的目標實現之前「一個長長的歷史過度期」。

這段「和平發展期」有多長呢？中共理論家們沒有預估，事實上也不可能預估－－既然是和平發展，總要順其自然。訂下時間表，等於是限期動武，就不算和平發展了。但是他們並不急迫，因為在和平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將台灣視為等待捉拿的甕中之鱉，雖然時候未到，但只要耐心守候，總不會跑掉。

歷史階段論對於政治領導是十分重要的。將歷史劃分階段，表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有別於過去，更代表新的勢力要走出新的路線－－因為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關係確實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擴大三通之後，交流已經是不可逆轉，兩岸關係從冷戰與圍堵的不正常狀態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歷史是否如中共理論家腦海裡殘存的馬克思主義一般，是線性發展的呢？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麼兩岸關係的階段論就可能是主觀期望大過於客觀預測。

確實，章念馳先生等人的論點，有些部分是頗為主觀的。對於台獨意識消亡的認定，可能是對台灣民意的認識不夠深入，或是把民進黨的勝負當作唯一的指標，而忽略了新世代強烈的台灣認同正在興起，也低估了反中民意的潛力。儘管台灣多數人已經接受兩岸交流的事實，但是對於統一的畏懼以及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並未降低，也未必會隨著更多的交流而降低。

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不必然就會造成兩岸關係走回敵意與對抗的老路。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方面如何應對。如果中國領導者能夠接受以某種「大中華」概念來定義「一個中國」，則台灣與中國是可以並存共生的，這條「和平發展」的路途可以走得比較開闊，更可以避免歷史的波折起伏。

不論如何，兩岸除了和平，沒有別的路可走。就此而言，「和平發展階段論」是較為進步。要落實和平發展，中國政府很快會面對全面撤除武力威脅的台灣民意呼聲。中共要完全接受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兩岸才算是真正進入和平發展期。

發表於2009/7/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國共論壇只能是國共論壇

國共論壇確實就是國共論壇，而且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國共論壇。不論其先前的正式名稱本來就叫做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也不管馬英九總統不喜歡國共論壇的名稱而要大家改稱其為兩岸論壇；從頭到腳，裡裡外外，這個從二零零六年至今辦了五屆的會議，在本質上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治集團的場子。

在台灣有些反對國共論壇的人，批評說這是個黨對黨的場合。但這樣講還是有點輕描淡寫甚至天真。共產黨做為一個黨，和國民黨做為一個黨，兩個黨的性質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上的永遠執政黨，而中國國民黨卻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競爭性民主政黨，曾經在民主選舉下失去政權又透過民主選舉贏回來。國共論壇不是民主世界裡一般的政黨與政黨的協商對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下，國共論壇反而更接近政治協商會議，亦即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及社會代表的統一戰線。某種意義上，國共論壇才是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因為中共對其國內現有各民主黨派其實並沒有協商的必要，因此政協只是統戰宣傳，並不真的進行政治協商。只有跨越了台灣海峽，中共才有協商的需求。

國共論壇舉辦以來，國民黨方面從連戰主席到吳伯雄主席率團，共產黨方面都由政協主席賈慶林先生來接待，就中共體制而言是合理合宜的。不久前國台辦設立了政黨局專門與台灣各政黨打交道，也是同樣戰略下的作為。至於台灣其他黨派去參加國共論壇，並不會使得國共論壇就變得不是國共論壇而成為兩岸論壇；相反地，只是使得國共論壇更加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而已。

這樣說並不是反對國內各黨派團體與對岸進行更多的交流互動。台灣各黨派團體要瞭解中國大陸，不僅要透過官方，更要多多建立民間的管道。即使要與中共官方對話，也非不值得鼓勵，只要是有民意代表性的政黨，都該與主要國家的政府建立聯繫，何況是關係與我如此特殊的中國。但無論如何，對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各黨派而言，國共論壇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平台。

首先是國民黨在此論壇內的主導性太強，使得各個反對黨的立場不太可能受到尊重和重視。台灣朝野政黨的關係與中國的民主黨派不同，台灣的在野黨不是花瓶也不是附庸，沒有理由被國民黨領著去和共產黨打交道。再者，動輒數百人參加、大拜拜式的論壇，究竟能讓與會者發表多少言論，聽取多少意見，根本十分可疑。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國共論壇牽涉到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拉鋸，連戰與吳伯雄兩位主席的某些作為，顯然已帶給馬英九總統與政府相當程度的困擾。質言之，國民黨中央對國共論壇的狂熱，造成對國民黨自己口頭上遵奉的國統綱領階段論的破壞。台灣在野黨派實在沒有必要去涉入國民黨內的權力拉鋸，更何況在兩岸事務上有部分國民黨人為了私利枉顧國家利益，在野黨派應該恥於與這些人為伍。

現在國共論壇號稱高層次對話，而做為政府代表的兩會協商卻流於技術與細節的磋商，這是十分荒謬的。一個好的兩岸論壇，應該是以具有民意基礎且尋求充分國內共識的政府談判為主軸，輔以多重交錯的民間對話，才能讓兩岸事務免於被國共兩黨壟斷。

發表於2009/07/1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美俄關係與核武世界

美國總統歐巴馬上週前往俄羅斯訪問，兩大國的新關係在新的國際局勢中耐人尋味。歐巴馬與梅德維傑夫兩位總統的會談，達成了重大的核武裁減協定。為了取代即將過期的第一階段「戰略武器裁減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START），美俄元首同意在未來七年內，雙方將拆除核武彈頭及載具飛彈數百。

從理想的境界來看，這樣的核武裁減實在還是讓人很不滿意。畢竟七年後，美俄兩國仍然各自擁有上千枚核武，足以毀滅地球好幾十次－－核子武器是人類理性的最大諷刺。但是知曉核武裁軍過程之艱難，也只能給予美俄兩位總統鼓勵了。

既有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設定了美俄兩國的核武數量上限，這是美國前總統雷根的遺作。雷根致力於削減核子武器，但同時又極力拉大美國對蘇俄的戰力差距，投入巨額經費進行軍備競賽。第一階段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還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底，蘇聯瓦解前五個月才簽訂的。那一年歐巴馬才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如今他繼續領導推動核武裁減。

美國與俄羅斯的核子武器加起來，超過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百分之九十。但美國與俄國卻建構了全球的非核武擴散體制，即是非擴散條約（NPT）。但是兩大核武國家從來沒有遵守這個條約。非擴散條約不能約束美國與俄國，反而讓既有核武大國用來禁止其他國家取得核子武器。這次是多年以來，美國與俄國首次履行他們各自在非核武擴散條約中所承諾的責任。

美俄關係在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一度緩和，但是在俄國普丁總統任內大力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而美國布希總統則採取獨斷獨行的外交政策，對俄國態度非常強硬，兩國關係又陷入了超低溫。在過去八年內幾乎形成了「新冷戰」。

兩國關係的最低點大概是二零零八年八月，俄國與中亞的喬治亞共和國為了邊界問題爆發戰爭，美國則用軍機從伊拉克協助運送喬治亞部隊回國參戰，當時甚至有人擔心美國會不會為了喬治亞與俄國開戰。這次歐巴馬在莫斯科說，美國與俄國並非注定要當敵人。與俄國修好，對美國有很深的戰略意涵。

美國不再視俄國為主要敵人，其實有諸多原因。最大的原因當然是俄國對美國的威脅已經降低了很多。蘇聯解體後，冷戰時代的兩大強權只剩下美國單一超強，兩國的經濟和軍事力差距愈來愈大，總體而言俄國已經不是這一代美國人的恐懼。

對俄國，美國最擔心的還是他們的核子實力，以及怕這些武器流入伊朗等國家所造成的大麻煩－－這正是另一個原因：美國現在有更頭痛的敵人，即是以文明衝突為基礎的國際恐怖主義。九一一事件證明，有能力及意願攻擊美國本土的並不是俄國人，而是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與俄國快快合作，防堵核武流散，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

歐巴馬的俄國行，是否象徵國際政治新時代的另一扇門開啟，還不可知。雷根當年刻意命名「戰略武器裁減條約」，取其縮寫START（開始、啟動），為的是宣稱「新的時代開啟了」。今日另一位善於言詞的美國總統主政，就看他能不能以新的理念與行動來締造和平世局。

發表於2009/07/0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智庫的影響力

大國崛起，當然不僅止於經濟的崛起，其智識力也必須符合大國的領導地位。數月來，中國政府積極籌設「超級智庫」，集結權力資源、網羅政學菁英，除了要滿足政府決策諮詢的需要，也有在國際政策領域爭取發言權的用意。

中國決策者的思考是對的－－國家的實力來自於社會機構，唯有建立數量龐大的理念嚴肅、人才優質、制度健全又能夠永續經營的社會機構，包括學校、媒體、醫院、宗教團體等，才能夠維繫中國的崛起於不墜。公共政策智庫則是對國力極為重要的當代機構。

中國新設的超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據傳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示設立的，整合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設的國際合作中心與對外開放諮詢中心兩個智庫，集結了從副總理級、部級官員到大學校長、優秀學者與國企領導等，引起舉國政策圈的矚目，下月初還將舉辦全球智庫峰會，準備向世界展現雄心。

中國並非缺少智庫，據統計全國大大小小已經有將近兩千個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的研究機構，但是素質與能力大多無法與西方先進國的智庫比擬。另方面，共產黨過去的傳統裡，政策路線是由黨的理論機構決定，政治正確的重要性遠大過客觀評估。這樣的環境下，智庫的存在意義只是搖旗吶喊而已，素質當然無法提升。

籌設超級智庫乃至召集全球重要智庫大會，讓不少中國的經濟與外交等領域學者感到興奮不已。然而中國智庫的地位不在於是否能號召天下，也不在於國際智庫排行榜上的名次，而在於其對中國政府及輿論是否真有實質影響力。智庫有多少名人「大腕」，也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重量級名單，無非一時的印象而已。智庫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研究的成果。

一些放過洋的中國學者很仰慕美國的布魯金斯研究所、蘭德公司等，有時急於仿效歐美機構的皮毛形式，而沒能深入理解思想內涵以及這些機構經營的精神。這會令人聯想到百年前中國知識份子對洋務的態度，兩者都是很急切地要效法西方，卻因為長期的封閉而不真正了解西方，只是那時是籠罩在封建舊思想下，而現在則是黨官僚傳統陰影未除。這樣的現象必須等到在開放年代成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興起後才會改變。

中國智庫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除研究品質外，還在於其是否具有獨立精神。美國主要智庫都宣稱無黨派性，其實大家都知道它們有黨派性。但即使有黨派性，智庫的所謂黨派性是指政策價值的親近，而非接受政黨的指揮。傾向自由派的布魯金斯研究所常常批判民主黨政府，而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卻給共和黨政府極大壓力。智庫的政策研究與倡議必須走在政府與政客的前面，而不是在跟在決策後面。

台灣的智庫在營運資源及政策影響力上也都十分貧弱，我們的公共政策還是在政府裡決定的多，經過獨立機構規劃評估的很少。另方面有些智庫的黨派性過強，幾乎完全失去獨立性，甘為當權者決策背書的工具。這樣的智庫也只是權力階梯而非思想坦克。台灣好在還有一些獨立知識分子（非指名嘴）能夠在媒體上批評政策，給政府提供不少有用的建議，但往往過於學院觀點而缺乏政策視野，也沒有團隊資源和長期、總體的研究。中國智庫有爭取世界發言權的野心，台灣也該即起直追。

發表於2009/07/0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