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談的政治

不論台海現狀將要改變或是永遠維持，兩岸的關係終究要有個終局安排（end game solution）。就好像一條公路總有個盡頭，雖然站在此地看不見那個盡頭，但合理的預期是：這條路總會通向某個地方，它不會永遠在曠野中盤旋。

長期以來，台灣的主流思維是「先經濟，後政治」，其實就是避談終局安排，把問題留到未來。除了少數的急統派和急獨派，可以說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接受這樣的「擱置爭議」、「談經濟，不談政治」的想法。

這樣的主流思維是有客觀基礎的，也是理性的。因為台灣內部對未來統獨的意見差異相當大，兩岸之間的歧見更大，為了要開啟兩岸的交流，也只能先擱置爭議。「不談政治」的思維到今天為止是對台灣有利的。然則到底要甚麼時候才該談政治呢？

直航之後，兩岸的經濟合作陸續展開，交流的趨勢已經越過了不可逆轉的關鍵點。從台灣的戰略考量來說，或許我們也已經到了一個該思考如何與對岸談政治的時刻。不是說現在就要談，而是要逐步建立內部共識，思考往後該怎麼談。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新加坡報紙訪問，表示在他的下一個任期裡可能和對岸談論政治議題。事後總統府急著澄清，表示只是不排除而不是一定要。再來馬總統又表示任內不會和中國大陸談論統一。這樣的表態其實正顯示了馬政府在兩岸問題上的侷限性。

過去民進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台獨的立場，和對岸不僅不能談政治，連經濟也談不下去。非常弔詭地，現在的國民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統一的立場，使得馬英九總統也沒有辦法和對岸談政治－－不能談，不是北京政府不和他談，而是台灣人民不讓他談。

這正是台灣的困境－－能夠為中國大陸所接受的政權，卻在台灣內部無法獲得絕大多數的完全信賴。馬總統之所以無法坦然和對岸談政治，正因為他和對岸採取了相同的預設立場，因而會引起台灣一大半人民的畏懼。

如果從預設統一的角度，或許台灣繼續避談政治反而有利於統一。當兩岸的實力差距愈來愈大，中國對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台灣與中國大陸談政治的籌碼當然也就隨著時間而減少了。

三十年後、五十年後再來談兩岸的政治安排，會不會太晚了？那個時候，台灣會不會已經漸漸消融在一個新的大中華圈子裡？假使兩岸能夠自然地整合，未必是最壞的結局－－但是對台灣更不見得是最有利的。

從台灣利益而言，台灣做為弱小的一方，與其長期下來無意識地被消化，不如在還有主體性的時候，認真去思考未來兩岸的政治框架該如何搭建。而這樣的思考首重國內要建立共識。這時候和北京談政治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不成熟的原因恰恰是國內沒有共識。

目前看來，主張終極統一的國民黨，和主張終極獨立的民進黨，都缺乏一些又能夠在國內獲取共識和信賴，又能夠和對岸談政治的條件。應該有新的社會政治力量，來擔負起這個任務。政治問題不可能永遠拖下去，愈拖對台灣可能愈不利了。

發表於2009/05/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地位未定？已定！人民決定

近來所發生在台北、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之爭議，所凸顯的並非台灣之國際法地位的問題－－台灣的地位本來並非由國際法所決定，去辯論五、六十年前的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或中日和約的內容，其實無助於釐清台灣今日的處境和未來的走向。相反地，所凸顯的是台灣藍綠人物們缺乏創新思維的困境－－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陷入這些陳年爛帳裡，只會讓台灣的前途更加煙霧瀰漫。

台灣地位是由美中、兩岸與島內權力均勢所決定，而非國際法所決定。但是不論是獨派或統派，在台、中、美、日四國均有少數人對於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極度地執著。在一般國際政治研究的圈子裡，有把執著於國際法觀點的認為是理想主義者，而採取權力均勢的則是現實主義者。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執著於國際法爭議的這些人卻不是甚麼理想主義者，不過是把各種國際法解釋，當作一種工具來強化他們自己的政治選擇。

舊式的台獨理論建立在台灣地位未定論之上，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或中華民國。但是即使歷史事實是日本與盟國在韓戰爆發後才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刻意避過台灣主權讓與，保留台灣未來獨立的機會，那畢竟還是彼一時的事情，無法否定後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日本和美國都曾經與這個占有台灣的政府有長期的外交承認－－質言之，當年確實有過的台灣地位未定，不能論證今日台灣地位未定，更不能做為台灣往後永遠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根據。

曾經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執政的民進黨，最近荒腔走板地重回舊式台獨路線，現在又高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宣稱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這種思維邏輯混亂的政黨人物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智力來帶領台灣走向永久的獨立。還有某些等而下之的獨派團體，竟然到美國法院提告訴，要求美國政府合併台灣這塊海外領地，這是極端搞笑版。台獨如果是照這些人這種搞法，已經成為可以預知結局的歷史悲喜劇。

除了頭腦不清的獨派，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馬英九總統。馬總統也是我所指的對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有著迷妄執著的人士之一。他對這些條約歷史的一再發言，其執著與迷妄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馬總統是認為台灣地位真的很不確定，所以要靠他對中日和約的解釋來保衛嗎？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難道這麼沒有信心，還要以中日和約為根據？

台灣的領導者該講的不是甚麼中日和約，也不是甚麼舊金山和約。他該講的是：即使台灣地位在戰後一度未定，但經歷一九九零年代的民主化，形同於漸進式的住民自決，確立了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至於中華民國，不論在二戰後是否合法擁有台灣，同樣地在經歷民主化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也被台灣人民批准了。台灣即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而台灣和中華民國主權都屬於台灣人民。台灣的主權在過去曾經未定，但現在已定；未來是否與中國統一，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才是總統該發表的聲明。

發表於2009/05/0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兩岸誰之功

兩岸兩會的第三次會談在南京結束，定期班機、打擊犯罪、金融合作三方面都達到了正面的成果。兩岸人民的來往本來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有促進兩岸來往的發展無非是在回復自然。台海兩岸本來不可能永遠隔絕，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著半通或私通的狀態。飛航於兩岸的班機和航線當然要因應旅客的需求而增加，銀行擴大設點服務本來就是必然的趨勢。

近一年來兩岸之間的所謂進展或突破，在我看來，沒甚麼好反對，也沒甚麼好嘉獎。原因正是那是自然的潮流，反對也反對不了，更不是任何個人的功勞。我看媒體吹捧少數人，好像兩岸交流的甚麼功勞在他們，只覺得十分可笑。固然公務員及海基會人員們都相當地辛苦，但是江丙坤先生等人其實是幸運地站上了歷史的聚光燈下。沒有他們，也會有別人，如此而已。

先前在這個專欄也曾討論過，所謂促進兩岸交流，真的不能當做馬政府的政績。那只是前任政府該做而沒做，或是想做而做不到，所以留給馬英九政府去做而已。據媒體報導，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最近表示，兩岸在一九九三年首度辜汪會談之後，到一九九五、九六年陷入低潮，乃至後來兩岸對話的中斷，其實是中共方面誤判李登輝政府的立場所致。

邱進益先生對李前總統的理解應該不會錯。確實，總統直選不是台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不是台獨－－相反地，那是試圖為兩岸共存建立理論依據，李登輝前總統在當時也沒有意圖要搞台獨。由於當時的中共領導圈子思維模式過於封閉，對台灣政治論述缺乏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錯誤地對李登輝採取了敵對立場，導致兩岸官方代表的對話中斷了十年。

陳水扁前總統曾經想要重啟交流和對話，甚至提出兩岸的統合論，結果也為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他自己的權謀操作而破局。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總統在兩岸上功過如何，綜言之，今日馬英九政府之所以有機會在兩岸之間扮演打開大門的角色，並不是他或他的政務官們有甚麼特別的謀略或政策，只不過是先前中共沒給李、陳兩位前總統機會，結果把機會留給了馬英九罷了。

要推動兩岸的開放，不需要甚麼智慧，也不必甚麼魄力，只要順著自然的趨勢和民間的要求去走就可以了。要在兩岸政策上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配合，也用不到甚麼談判技巧，只要順著北京的意思就可以了。馬英九先生做為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只是消極地順著潮流和別人的意思，而應該積極地保衛和擴大台灣在兩岸交流中的利益－－這才需要智慧、魄力和高明的手段。

發表於2009/04/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十六字信息的意涵

在中國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已經成為亞洲各新興經濟體進行實質對話的重要場合。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著重於討論金融風暴後，亞洲新興經濟體如何共同抗拒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區域金融穩定，加強雙邊貨幣兌換，乃至設置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等財經合作事務。由中國主導的博鰲論壇，體現了所謂「東協加一」的意義。

當然，對台灣而言，博鰲論壇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它是台海兩岸政府代表進行非正式公開對話的場合。去年，未就任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帶領台灣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參加該論壇，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交付了十六字的信息：「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今年，在代表團領頭的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出發前，據報導馬英九總統也交付了十六字信息：「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共創雙贏」。這十六字所傳達的是一個真實的信息－－長期而言，兩岸若要「深化合作、共創未來」，則在短期內，北京領導人必須要理解台灣以及馬英九國民黨政權的處境，要能夠「同舟共濟、相互扶持」。

在推動兩岸更加開放和密切的經貿合作來往上，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是民間的疑慮，以及民進黨的激烈反對。最為重大的，當然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研擬與簽訂問題。雖然ECFA暫時不在兩岸代表會談－－第三次江陳會的正式議程之上，但是只要理解到這個協議對台灣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以及馬總統推動ECFA的決心，就可以推斷所謂「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不是別的，就是ECFA。

馬英九總統需要北京領導人在ECFA議題上能夠與他同舟共濟，乃是因為ECFA在台灣內部所遭遇的反對和質疑是否成立，都繫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ECFA被質疑的，無非仍是政治主權是否受到侵蝕，以及台灣經濟是否將完全依賴中國而受到宰制。民進黨對ECFA先前幾乎是全面地反對，近來則有理性討論的聲音。學界則以青壯代經濟學者洪財隆博士最有代表性，在工商時報的專題版面上與經濟部長尹啟銘分庭抗禮。

洪財隆博士的論點可謂審慎保留派，他並非全面反對兩岸建立某種經濟協議，但是他提出條件說，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不應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當然，台灣即使不與中國簽訂ECFA，與其他國家達成FTA的機會並不會比較高。但是台灣反對人士所擔憂的，卻是台灣經濟自主性成為甕中之鱉，等待最後的捉拿。反對人士的擔憂是否成立？可以說，取決於北京決策者的取捨一念間。北京可以更加寬容慷慨，以此讓台灣步入更深化的合作階段，這就是馬英九總統的信息。

不論如何，就算胡錦濤、溫家寶願意同舟共濟，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國內政治困難，還是不能靠北京的善意去解決。國內不同政治立場者的意見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利益，都需要協調整合，對國家未來的信心，更需要馬總統展現更大的決心來提供保證。

發表於2009/04/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國應審慎因應危機崛起

在二十大經濟體的高峰會結束之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到了百年歷史未有的伸張。這樣的局勢值得全世界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包括台灣人－－更審慎地觀察、思考、因應。中國的未來應該期待，但不必盲目樂觀。最核心的原因，在於中國此刻的地位主要是來自經濟力而非價值觀與文化，甚至其經濟力也尚未真正培養厚實。

不可否認地，從全世界媒體評論和意見領袖的言談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形象的大幅提升，中國做為國際經濟與安全體系的主要領導國家之一的角色已經受到正式的肯認。往後，除非發生極為巨大的事故（例如戰爭），這樣的國際肯認不會被撤回，中國也不可能再度被排拒於國際事務的決策圈外。

這幾個星期，各國主要媒體放了很大的注意力在中國與美國的「貨幣戰爭」－－究其實只是口水戰，目的在逼使美國抑制通貨膨脹及保障各國持有的美元資產；也有的報導用了更誇大的描述，說西方要求救於中國，儼然我數月前在這個專欄中預測的「共產黨挽救資本主義」。

中國此時享有的簇擁歡呼，完全來自其經濟力。在四萬億（四兆）人民幣的公共支出計畫推動之後，有些經濟學家們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已經觸底，將要恢復較高的成長速度，也將是最早復甦的主要經濟體。近日更盛傳國務院有新一波的財政刺激方案，已經派出二十四組人員赴全國考察規劃。

相較於美國政府還在努力向銀行注資，以防止第二波的金融風暴，並且試圖對整體經濟提供較好的流動性；過去飽受批評的－－不夠開放、壞帳過多、「即將崩潰」的中國金融體系，很弔詭地由於其受政府控制、沒有跨業整合、金融商品研發落後、較高的存款準備率等保守作風而轉為接受讚揚。

短短時間內，在需要中國經濟合作的壓力下，西方領袖對中國前倨後恭的行為公諸於世。近來因為奧運聖火、接見達賴喇嘛、圓明園兔首鼠首拍賣等事件成為中國狂熱民族主義敵意對象的法國，總統薩科奇屈服於壓力而聲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看起來八國聯軍一時間轉變為萬國衣冠拜冕旈。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及各界意見領袖們因為危機崛起的局勢而志得意滿，那是極大的不幸。中國經濟還面臨著挑戰，即是如何用擴大的內需補充萎縮的出口。政府花錢是不夠的，要讓老百姓有購買力，需要極龐大規模的財富向下流動。這段工程的艱鉅不下於過去三十年。

更困難的，是中國如何能真正博得世界的尊重和認同。西方世界在遭遇經濟危機期間，所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都暫時噤聲，對西藏的同情也只好隱藏起來。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中國最好的做法，不是放任民族主義情緒去和西方價值觀硬碰硬，而應該深思如何將中華文化和普世價值形成新的有機體。這一點，在未來，中國如果能夠找到與台灣分立共生的方式，也就庶幾近之。

發表於2009/04/0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