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災後的第一個週六，參加朋友們的四輪驅動車隊運送消毒水和發電機到六龜災區。清晨五點天剛濛濛亮就從台北出發，大約九點半進入災區，行經荖濃溪谷，許多道路早已坍陷消失，落差高達二十多公尺。幸好四輪驅動車能夠在溪床的石塊和泥土上前進，還能夠上下陡坡，也幸好堰塞湖沒有潰決，我們順利將鄉公所人員指定需求的物資，送到包括山地育幼院等四個位址。
平時我不喜歡參加這群朋友的山野活動，因為吉普車越野對環境生態是有破壞的－－儘管這種破壞相較於錯誤的政策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災難的時候，若沒有這批喜歡上山下海的剽悍男兒，他們的義勇與冒險精神，以及他們的重裝備（包括無線通信機），一般沒有組織的人以及民間車輛很難擔負起救援的工作。他們告知要去救災，我就決定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毫不意外地，看到許多熱心的民間志工積極地幫忙，但也看到整個環境是近乎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事先和鄉公所有聯繫的，所以還採購了他們所指定的物資來捐贈，但是到了當地都很困惑於到底該在哪裡交付物資，車隊在混亂中繞行了一陣子，最後依照現場判斷才將物資分四個地點卸下。至於那些沒有與地方聯繫而自發參與的救災志工，我相信他們一定感到更茫然。
如果救災指揮體系的遲緩和紊亂，只發生在災情還沒有很明確的前兩三天，那麼政府官員的卸責之詞還算有點根據。問題是在我們一群業餘志工以及無數熱心的民眾都進入災區之後的好多天，還發生民間救援物資的類別和數量與需求不符合（例如泡麵和瓶裝水太多），甚至美軍援助物資被運來運去等等諸多荒謬情狀，只能說這個政府的各個環節近乎脫鉤，而這個國家的領導體系有很嚴重的毀損。
在現場，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混亂是如何發生的。整個國家領導體系的脫線，似乎影響到了民間。關於台灣民間的活力，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依照過去的經驗，在各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官員無能，會有民間領袖跳出來，在群眾中帶頭－－我所指的不是媒體上的學者專家，而是鄰里之間特別有處理各種現實情況能力的阿叔阿嬸大哥大嫂。但是這次這樣的人卻似乎少了，使得被政府忽視的災民感到更加地無助。
我想到自解嚴前後發展的各類地方草根運動，以及十多年前開始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社區運動，加上台灣本有的民間文化，原本已經創造出部分社區生活的機制，也訓練出一些多才多藝的社區領袖，更重要的是逐漸培養了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意識－－在社區層次就是社區意識，在國家層次就是台灣意識。一個社會或社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要能夠讓所有人立即團結互助，建立自願性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以共同度過危難，就要靠這種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本來是國家領導人應該重視的長遠社會工程。我擔心在上一任總統過度操弄這種共同體意識，而這一任總統又漠視甚至刻意拆解這種共同體意識，往後台灣在面對天災及戰爭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更為脆弱。
發表於2009/08/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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