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上周辭世，似乎象徵了一個亞洲民主化的年代逐漸走入歷史。金大中先生毫無疑問是跨世紀的亞洲民主領袖，從一九七零年代領導民主運動，與朴正熙競選總統，經歷迫害與流亡，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鬥爭早已使他成為亞洲民主的偶像人物；在當選總統之後，於公元兩千年實現南北韓的和平對話，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了他對世界人權與和平的貢獻。金大中先生代表了某個世代的亞洲民主領袖，而這種典型已經愈來愈稀少。
韓國人具有極強烈的國族主義性格，韓國做為東北亞的一份子，與亞洲各國有著複雜的愛恨情仇。但做為韓國民主領袖的金大中先生卻不僅僅自視為韓國人，曾經旅居歐美的他，比起一般亞洲國家政治人物，更具有全亞洲的視野。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組成了一個基金會，成為集結亞洲民主領袖的論壇，成員包括他在七八零年代所結識的亞洲各國民主運動領導人：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也在今年八月初過世），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台灣的施明德先生等等。金大中先生在當選總統之後，更擴大這個基金會的運作，邀請亞洲各國民主政黨的新世代人物到韓國參訪。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就曾在此機緣下受邀至青瓦台晉見金大中總統，也被安排到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參訪。
在九零年代，韓國有金泳三和金大中兩位出身反對派的總統，韓國成為亞洲民主化的範例之一，也較有資源來做亞洲民主運動的串連。金大中有意識地結合各個亞洲民主黨派，雖然僅止於人與意見的交流，而沒有實質的援助，但是對於形成亞洲民主社群的想法，有很大的作用。到了盧武鉉總統的任內，韓國在亞洲民主推動的工作上反倒沒有金大中時代那麼積極，這可能是盧武鉉的個人經驗傾向國內，或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世代缺乏改變全亞洲的雄心。
上一代的亞洲領袖由於經歷過帝國主義統治與反殖民鬥爭，具有較深刻的亞洲觀點和亞洲意識。這樣的亞洲觀點和意識，並不是現今一般泛泛之論的所謂東協加三、區域整合等功利觀點。不論這幾位亞洲領袖後來的人生與思想經歷走上了哪一條道路－－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傳統或西化，包括李登輝、李光耀及較晚的金大中等，他們對亞洲有較深刻的歷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責任感，這是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各亞洲國家的領導人較缺乏的。
在台灣比較積極關心亞洲民主化，而常被與金大中等人並稱的政治領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施明德先生之外，還有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許信良先生等。由於冒險傳奇經歷的類似，許信良尤其常被和金大中相提並論。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想著力於亞洲民主化，更一度想效法金大中先生推動和解和平，還把金大中與金正日兩位元首握手的照片放在辦公室內，很可惜他缺少了金大中的歷史責任感與道德勇氣。至於國民黨當朝人物們更是等而下之，別提對亞洲民主的責任感，連談得上興趣的可能都沒有吧。
發表於2009/08/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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