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民主領袖的典型日遠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上周辭世，似乎象徵了一個亞洲民主化的年代逐漸走入歷史。金大中先生毫無疑問是跨世紀的亞洲民主領袖，從一九七零年代領導民主運動，與朴正熙競選總統，經歷迫害與流亡，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鬥爭早已使他成為亞洲民主的偶像人物；在當選總統之後，於公元兩千年實現南北韓的和平對話，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了他對世界人權與和平的貢獻。金大中先生代表了某個世代的亞洲民主領袖，而這種典型已經愈來愈稀少。

韓國人具有極強烈的國族主義性格，韓國做為東北亞的一份子，與亞洲各國有著複雜的愛恨情仇。但做為韓國民主領袖的金大中先生卻不僅僅自視為韓國人，曾經旅居歐美的他，比起一般亞洲國家政治人物，更具有全亞洲的視野。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組成了一個基金會，成為集結亞洲民主領袖的論壇，成員包括他在七八零年代所結識的亞洲各國民主運動領導人：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也在今年八月初過世），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台灣的施明德先生等等。金大中先生在當選總統之後，更擴大這個基金會的運作，邀請亞洲各國民主政黨的新世代人物到韓國參訪。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就曾在此機緣下受邀至青瓦台晉見金大中總統，也被安排到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參訪。

在九零年代，韓國有金泳三和金大中兩位出身反對派的總統，韓國成為亞洲民主化的範例之一，也較有資源來做亞洲民主運動的串連。金大中有意識地結合各個亞洲民主黨派，雖然僅止於人與意見的交流，而沒有實質的援助，但是對於形成亞洲民主社群的想法，有很大的作用。到了盧武鉉總統的任內，韓國在亞洲民主推動的工作上反倒沒有金大中時代那麼積極，這可能是盧武鉉的個人經驗傾向國內，或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世代缺乏改變全亞洲的雄心。

上一代的亞洲領袖由於經歷過帝國主義統治與反殖民鬥爭，具有較深刻的亞洲觀點和亞洲意識。這樣的亞洲觀點和意識，並不是現今一般泛泛之論的所謂東協加三、區域整合等功利觀點。不論這幾位亞洲領袖後來的人生與思想經歷走上了哪一條道路－－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傳統或西化，包括李登輝、李光耀及較晚的金大中等，他們對亞洲有較深刻的歷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責任感，這是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各亞洲國家的領導人較缺乏的。

在台灣比較積極關心亞洲民主化，而常被與金大中等人並稱的政治領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施明德先生之外，還有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許信良先生等。由於冒險傳奇經歷的類似，許信良尤其常被和金大中相提並論。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想著力於亞洲民主化，更一度想效法金大中先生推動和解和平，還把金大中與金正日兩位元首握手的照片放在辦公室內，很可惜他缺少了金大中的歷史責任感與道德勇氣。至於國民黨當朝人物們更是等而下之，別提對亞洲民主的責任感，連談得上興趣的可能都沒有吧。

發表於2009/08/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災區去來

風災後的第一個週六，參加朋友們的四輪驅動車隊運送消毒水和發電機到六龜災區。清晨五點天剛濛濛亮就從台北出發，大約九點半進入災區，行經荖濃溪谷，許多道路早已坍陷消失，落差高達二十多公尺。幸好四輪驅動車能夠在溪床的石塊和泥土上前進，還能夠上下陡坡，也幸好堰塞湖沒有潰決，我們順利將鄉公所人員指定需求的物資，送到包括山地育幼院等四個位址。

平時我不喜歡參加這群朋友的山野活動，因為吉普車越野對環境生態是有破壞的－－儘管這種破壞相較於錯誤的政策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災難的時候，若沒有這批喜歡上山下海的剽悍男兒，他們的義勇與冒險精神，以及他們的重裝備（包括無線通信機），一般沒有組織的人以及民間車輛很難擔負起救援的工作。他們告知要去救災，我就決定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毫不意外地，看到許多熱心的民間志工積極地幫忙，但也看到整個環境是近乎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事先和鄉公所有聯繫的，所以還採購了他們所指定的物資來捐贈，但是到了當地都很困惑於到底該在哪裡交付物資，車隊在混亂中繞行了一陣子，最後依照現場判斷才將物資分四個地點卸下。至於那些沒有與地方聯繫而自發參與的救災志工，我相信他們一定感到更茫然。

如果救災指揮體系的遲緩和紊亂，只發生在災情還沒有很明確的前兩三天，那麼政府官員的卸責之詞還算有點根據。問題是在我們一群業餘志工以及無數熱心的民眾都進入災區之後的好多天，還發生民間救援物資的類別和數量與需求不符合（例如泡麵和瓶裝水太多），甚至美軍援助物資被運來運去等等諸多荒謬情狀，只能說這個政府的各個環節近乎脫鉤，而這個國家的領導體系有很嚴重的毀損。

在現場，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混亂是如何發生的。整個國家領導體系的脫線，似乎影響到了民間。關於台灣民間的活力，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依照過去的經驗，在各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官員無能，會有民間領袖跳出來，在群眾中帶頭－－我所指的不是媒體上的學者專家，而是鄰里之間特別有處理各種現實情況能力的阿叔阿嬸大哥大嫂。但是這次這樣的人卻似乎少了，使得被政府忽視的災民感到更加地無助。

我想到自解嚴前後發展的各類地方草根運動，以及十多年前開始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社區運動，加上台灣本有的民間文化，原本已經創造出部分社區生活的機制，也訓練出一些多才多藝的社區領袖，更重要的是逐漸培養了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意識－－在社區層次就是社區意識，在國家層次就是台灣意識。一個社會或社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要能夠讓所有人立即團結互助，建立自願性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以共同度過危難，就要靠這種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本來是國家領導人應該重視的長遠社會工程。我擔心在上一任總統過度操弄這種共同體意識，而這一任總統又漠視甚至刻意拆解這種共同體意識，往後台灣在面對天災及戰爭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更為脆弱。

發表於2009/08/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天災與亞洲政治

兩個颱風分別侵襲菲律賓、台灣、中國和日本，重創範圍遍及東亞與東南亞；而印度、台灣與日本又在近日內發生多起地震，印度與日本地震時間很相近，海嘯警報廣及緬甸、泰國、印尼、孟加拉。我不是氣象或地震專家，不該講什麼天災進入頻仍期之類的話題。但是太多的天災將會對亞洲的國際政治產生什麼影響，則是我很好奇的問題。

氣候是否有異常，或是異常到什麼程度，這是科學家還在爭論的問題。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只要遭受過一兩個天災的苦難，就會深刻地感覺到災難似乎比過去更多了。在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危害的時刻，各國政府都會加強警戒，或至少要在人民的期望下做出個姿態。亞洲各個國家的政府，勢必要在區域性的天災地變威脅下，做更好的情報資訊交換合作－－從各個氣象機構到軍隊，都必須有更緊密的聯繫。

在天災威脅下，有更多的國家資源，將被配置在災害防制以及救災和重建等工作。亞洲，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角色。如果亞洲遭受更大規模的天災，這樣的經濟成長力道會減弱到什麼地步，還不得而知。汶川地震對四川造成重創，但整個中國經濟很快就回穩。莫拉克颱風給台灣的損害超過九二一地震，要多少資源投入重建？要多久可以恢復？

國家的資源要大量配置在防災和救災，則在亞洲各國的政府預算都佔有極高比重的軍隊，其角色必然受到檢視和質疑。尤其是在亞洲區域經濟更邁向整合的未來這幾年，各國維持那麼高的國防預算（中國、日本、印度、印尼、新加坡、台灣等），究竟意義何在？這會在各國內及國際間成為議題。在大規模天災之後，軍隊的主要任務將會由作戰備戰轉為有更多的民間安全勤務。或許未來會有更多人發現，能夠救災的軍隊才是有用的軍隊。

台海兩岸共同受害於一個颱風，顯示出黑水溝的海峽中線只擋得住人，擋不住老天。凌駕人類力量之上的大氣變化或是地殼變動，使得我們發現國界是這麼容易跨越，這麼意義薄弱。在台海兩岸之間，更多的天災預防和人道救助的共通需求會產生。政府和民間的緊密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擱置政治問題，根本來不及擱置了。更好的通報機制和經驗與人才的分享必須要趕快做。

然而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並不會減損國家的功能。人民對政府的期盼比平時更為殷切，此時政府的效能就更為重要。在同一個風災裡，兩岸政府的處理能力將不免被拿來比較。雖然颱風跨越國界，但是老百姓得到的救助（或是遭遇到的無助）則是有國界的。國家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全。在天災地變的嚴酷情況下，政府領導人有什麼氣質和魅力都變得不相干了，反而是整個政府團隊是否能夠有效率地解決大大小小的具體問題，比什麼都重要。台灣一定要做得更好，才不愧為進步國家。

發表於2009/08/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胞證的倫理問題

幾位民進黨重要人物為了是否持用台胞證或是否辦理台胞證，影響了他們去或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決定。台南市長許添財先生近日內以拒絕辦理台胞證而放棄了赴中國福建廈門市主持帆船賽的開幕式，這是最近的例子。當然，許市長很可能是因為時機敏感而決定不去中國，然後才以台胞證為理由。換句話說，是政治判斷而非道德選擇決定了他的行為。

不管真實理由是什麼，依照這幾位重要人士表面的邏輯，中國可以去，但是台胞證不能領。如果要拿台胞證，就寧可不去。為了去中國而拿台胞證，似乎是等同於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招降。這樣說來，請領台胞證是一個牽涉國家認同與愛國心的重大倫理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暗示了，許多已經使用過台胞證的台灣國民不符合某種道德標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好好探討。

中國可以去，但台胞證不能領，這樣的立場能夠站得住腳嗎？我曾經當面請教過一位台獨運動大老。這位台獨大老拒絕使用台胞證，但他也曾經說願意往訪中國，前提是中國政府容許他不使用台胞證。我問這位台獨大老，你這樣的立場是否能夠普遍化？也就是說，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是否能夠效法你的道德情操，不領用台胞證，但又能夠進入中國大陸？如果一種道德立場是不能夠普遍化的，那麼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種道德立場？

依照這幾位民進黨或獨派人士的道德標準，則除了他們幾位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特別通關待遇的以外，全台灣民眾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為了請領台胞證而違背自己的國家認同，破壞個人的道德完整性；另一是為了保持愛國心與道德性而拒絕踏入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的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把全體台灣人逼到這樣要二選一，那麼這樣的道德標準是對的嗎？是能夠維繫的嗎？

台胞證是一種荒謬時代過度期的產物，是兩岸事實上有兩個國家，但某一方或雙方卻不承認這個事實，但又必須默許這個事實存在的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但為了讓中華民國國民能夠入境和居留，於是製作了看起來好像護照的台胞證－－全名是「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是旅行文件，看起來像護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未宣稱那是護照，也沒有護照的功能。

事實很清楚，在中國大陸以外，這份證件是沒有用的。台灣人在全世界旅行，拿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除了一些拿外國護照的），而不是台胞證。台灣護照第一頁寫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茲請各國有關機關對持用本護照之中華民國國民允予自由通行」，而台胞證寫的則是「請主管機關對持證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協助」，其僅限中國國內有效的性質很明顯。

拿台胞證的台灣人，他的目的是到中國旅行或居留，不代表他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更不代表他放棄了台灣認同或自尊。事實上，台灣人不必為了一份證件的形式而放棄了他旅行的自由－－那是至高的個人自由。台灣人可以去中國，也可以不去中國。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去或不去中國，都是個人的自主決定。某些政治人物標榜了自己的台獨道德，卻污衊和為難了自己的同胞，這不是勇者的道德。

發表於2009/08/0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