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都說，創立二十年、過去推動民主進步的政黨，已失去了感動人民的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我問二十年前面對鎮暴警察的水柱沖擊，今天仍在綿綿細雨下勉力為候選人拉票的基層老黨工。他告訴我，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歷史悲情的承擔。他回憶當年，方素敏、周清玉一站上演講台，不必開口，只深深鞠躬，台下五千人流下萬行的眼淚。

我問過去總是滔滔不絕和乘客辯論，如今連政治電台都不敢聽，只怕暴露尷尬立場的計程車運匠大哥。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勇敢，不怕死。他記得，施明德在軍法大審之時，一個連眼神都帶著笑意的笑容。

我問從黨外雜誌一路寫到主流報紙的資深政治記者。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講道理，說出真相。他追溯雷震說出反攻無望，彭明敏呼籲台灣人民自救，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辭，黃信介、康寧祥、尤清、謝長廷、朱高正、洪奇昌的場場演講。

我問十多年前不怕被查稅也要捐錢給民主運動的中小企業主。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無私的付出。他想起每一場群眾集會的募款箱，塞滿了來自小市民的鈔票和零錢；每一個競選服務處，貼著感謝捐款的紅紙條，捐款的人都姓無：無名氏幾百元，無名氏幾千元，無名氏幾萬元。無名氏不怕錢被污，因為民主運動者的生活很清苦。

我自己的答案是，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如果從政者一切都為自己算計，而仍想要人民為其感動，那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過聰明，同時把人民當成白癡。如果從政者把個人的當選和掌權，當做是一己的功成名就，還可以當成家族事業來分享，這時還想要基層工作者無怨無尤地奉獻犧牲，這就是史上最大的詐騙。如果從政者要求一切條件都要對自己有利，才願意去為國為黨為民，那麼老百姓絕對不會覺得你是真的為了他。

人民為何感動？因為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弱點。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怯弱，去挑戰強權；能夠對抗人性的貪婪，甘於清貧；能夠對抗人性的鄉愿，去說出真相。更重要的，從政者要能夠對抗人性對歷史機率的悲觀服從，去推動那很可能會失敗的改革，去開創那很可能會消失的事業。

如果從政者和一般人一樣怯弱、貪婪、鄉愿，不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試問人民為何要為這不過和日常生活一樣，甚至更為庸俗鄙陋的政治而感動？

過去的感動已經過去，不會再回來。當政治不能感動人，也就代表著帶領政治的不再是人的感動。那麼將是什麼力量帶領著政治？難道就是人性的弱點？

其實，我不怕政治不再感動人。當政治不再感動人，人仍然會被愛情所感動，被文學所感動，被大自然所感動。當政治庸俗鄙陋到一個境地，直至企求感動的人心無法忍受之時，感動人的政治必將重返。

什麼會是感動人民的力量？我還想去問問解嚴那年才出生，尚不曾被政治感動過的年輕人。或許他們會給我更好的答案。

從政者如何不愛國

在民主國家，一般人民沒有愛不愛國的問題。人民不應該被當作愛國主義動員的客體；亦即，政府沒有要求人民愛國的權利。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必須以法律規定之。人民的愛國即為守法，包括納稅和服役。老百姓只要遵守法律，就盡到了對政治共同體的基本責任。在法律以外，除非國家有危難， 否則人民不應該被要求愛國。如果人民被要求愛國，那必然是政客的操弄。政客操弄人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應該拒絕政客鼓動人民愛國；反過來，人民才有權利要求政客愛國。

和人民不同，從政者有愛國問題。從政者一定要愛國。從政者不愛國是極大的罪惡。因為從政者的身分，原本即是政治共同體的服務者。因此政治共同體（國家）必然是從政者的首要認同。這和一般人的認同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可以選擇專業、興趣、甚至跨越國界的身分認同，來形成他的政治見解和行動。從政者則不然。從政者的首要認同，必須是賦予他從政者身分的政治共同體。

從政者的愛國標準和人民不同，也因為從政者，包括民選和非民選的公職人員，也包括執政黨和在野黨，他們制定和執行法律，擁有公權力。人民只要守法就是愛國，而從政者的愛國則必須積極任事，而不能僅是守法，遑論違法亂紀。

從政者不愛國是如何？這要先問愛國的反義詞是什麼。愛國的反面不是不愛國。愛國的反面是貪污。 先前談過，所謂愛國主義化約到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把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甚至個體生命之上的精神。貪污則恰恰相反，貪污是把私人利益凌駕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且是以政治共同體所賦予的公權力來遂行。

貪污的最高頂點，是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來換取從政者短暫的私人利益。以公權力不當獲取私人利益都是貪污，不論是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收賄瀆職是貪污，盜賣國家機密是貪污，操弄民意而傷害國家利益也是貪污。這些都是不愛國的表現。

從政者的不愛國，可以表現在幾個層次：鄉愿包庇，昏憒無知，頹廢奢侈，貪污濫權，還有以愛為名行背叛之實。從政者之中的愛國者，對於不愛國者的睜一眼閉一眼，也是不愛國。決策者無知而盲信自以為是的大老濫進誤國之言，也是不愛國。從政者，尤其是幕僚扈從們，沐猴而冠，擺爛耍屌，渾然忘我，學習享受權力，也是不愛國。

從政者的不愛國行為裡最為殘忍的，即是以愛為名，分化政治共同體，來獲取私利。高加索灰闌記──布萊希特的著名劇作，講述一個起源自元曲的故事。兩位婦人爭奪一個孩子，大官要兩婦人撕扯這孩子，扯贏的獲得孩子。類似的故事在聖經裡，所羅門王要拿劍劈開這孩子，讓兩婦人各取一半。真正愛這孩子的母親，不會願意把孩子劈扯成兩半。真正愛國的從政者，不會忍心鼓動一半國民對抗另外一半。

有些從政者，自己做了所有不愛國的事情之後，竟然還膽敢譴責人民不愛國，還義正辭嚴地要求人民要愛國。這在政黨或政治團體，是集體的不愛國行為；對於從政者個人，則已經不是不愛國，而是人性裡最為珍貴的恥感淪喪。這是基本人性的議題，不在愛國主義探討的範圍。

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

愛國主義與從政者的精神

在台灣當前的時空氛圍下，提倡某種愛國主義，有許多人會覺得不合時宜。微左的知識份子覺得講愛國太右派了，微右的知識份子覺得講愛國太落伍了；主張獨的人覺得講愛國為什麼不先談建國，不主張建國的人覺得講愛國一定就是台灣國族主義。

但是，不合時宜的東西，可能就是切中時弊。畢竟，這個社會缺乏愛國主義很久了。

向國民大眾鼓吹愛國主義，可能是為了要掩飾政治鬥爭，也可能是要煽動仇恨屠殺。大眾動員的愛國主義，為人類帶來多少災難。目睹世界大戰的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於愛國主義極為痛恨。愛因斯坦說：「英雄主義支配，無謂的暴力，所有可厭的愚行，假愛國主義之名—我對它們的憎惡是多麼熱烈! ” 羅素則說，愛國主義不過是用來訓練大量謀殺者的合法藉口。」

我在此所要談論的絕對不是大眾的愛國主義。恰恰相反，向國民鼓吹愛國主義，與我所要提倡的愛國主義是相違背的。因為，國民就是國家的主體。國家並不是超越於國民之上的存在，而變成他們崇拜奉獻的對象。國民的愛國，不需要鼓吹，因為只要國家值得他們愛，他們自然就會愛。如果今天有人向台灣民眾鼓吹愛國主義，我必定抱持著質疑的態度。

事實上，在政治共同體並沒有危難的時候，向國民大眾提倡愛國主義，極可能就是政治的操弄術；如同作家與辭典家江森 Samuel Johnson的名言，「愛國主義是痞子無賴的最後庇護所。」政客或政黨藉愛不愛中華民國或台灣，來操弄國民，實際上就是將特殊利益凌駕於國民利益之上；在我看來，這就是反愛國。

我所講的愛國主義，是從政者和公職人員的愛國主義，而不是大眾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對於從政者而言，應該是一種美德，或說是基本的品質。從政者會有美德？從政者需要品質？這在此時的台灣，是相當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畢竟，政治人物在台灣，是以具備人氣和手段為重點的。至於美德，似乎關聯性不高。

從政者當然不能夠只是愛國。我們期待從政者要誠實，要勇敢，要正直，要比一般人的道德更高尚，並且忠於內心的原則。中國儒家的君子人，日本的武士道，歐洲的貴族或騎士精神等，其實才是對於從政者美德之期望的表述。從政者要愛國，只不過是最低的要求而已。

所謂從政者的愛國主義，就是將政治共同體的利益置於私人利益之上，而盡一己之力追求共同體利益的精神。如此而已。然而在此時，我們談從政者的愛國主義，一個服公職者對於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與奉獻，竟是近乎奢求。

政治人物巧取豪奪，為了私人目的不惜操弄群眾，從來不願為了共同體的未來而稍微犧牲短期的個人利益。這實在是民主政治極大的弔詭──原本是為了共同體的公益而進行選舉，竟然選出最為自私的一批人。

在這樣的時空之下，提倡愛國主義，雖然看似不合時宜，但難道不是切中時弊？要振作起從政者的精神，重新喚起對政治共同體的承諾； 讓政治生活多一些道德的意涵； 除了提出一種新時代的愛國主義，我想不出更為確切有力的概念。

沒有愛國者的國家

台灣尚未成為一個「正常完整而美麗的偉大國家」，其有別於舉世諸多正常國家之處，在於台灣這個國家似乎找不到真正的愛國主義和愛國者。

愛國主義在台灣，是一個與時空脫落的辭彙，只與極少數的邊緣團體有所扣連。除了軍購項目名稱之外，主流媒體上幾乎沒有愛國者一辭，也聽不到有人以做為愛國者而受到推崇。但是，世界上哪一個正常國家沒有愛國者呢？

台灣的愛國主義不存在，愛國者不存在，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當然是國家認同的老問題。這個國家，到底是哪個國家？而愛國，究竟是要愛哪個國？在無法決定的情況下，兩種極端的擁護團體紛紛將對方視為其國家的破壞者。「捍衛中華民國」的人，認為中華民國的威脅來自於內部；「愛台灣」的人，則認為其他人都不愛台灣。愛台灣或是捍衛中華民國，皆演變為內部對抗的理由。

內部對抗所依循的邏輯，是黨派性而非愛國主義。黨派性的政治行動不著重客觀分析，不需要事實根據，更不顧念總體利益。只要是同黨所為，即使出於私心，甚至有害於國家，都必定要相挺到底，鐵齒到底。兩周來在輿論話題上沸沸揚揚的兩場大遊行，看起來好像都是這類行為。

和國家認同問題糾纏在一起，而阻礙了台灣發展正常的愛國主義的另一個因素，是進入歷史不太久而仍「音容苑在」的黨國體制。由於黨和國家的等同，使得在「那個黨」之外的人，無法發展出有別於黨所律定的愛國主義思想。國家既然是黨的，愛國者當然也只能是黨員。愛國主義由黨包辦，如果愛國，就必定得愛黨。不愛黨的人，沒有辦法愛國。人民既無不愛國的自由，也無愛國的自由。四十年的黨國體制，弔詭地扼殺了自主的愛國主義萌芽生根。

時尚性質的新左派和後現代思潮，對於右翼黨國威權主義的反動，形成了愛國主義的另一重障礙。如果前兩種不利於愛國主義的因素，主要是對大眾產生影響，則這第三種因素主要是作用於知識份子。對於這些微左的知識份子，國家是壓迫的象徵，提及任何愛國主義，都必然與某種程度的法西斯相關，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不僅微左，微右的知識份子也覺得愛國主義十分落伍。既然「世界是平的」，國家逐漸消亡於全球化的潮流中，愛國主義就被等同於經貿和文化壁壘而應該被摧毀。

然而，台灣的真實問題與這些反國家的知識份子所憂心的恰恰相反。他們把台灣描述為充斥著高亢國族主義情緒的社會，在此民主政治是民粹動員的制度工具。事實上，台灣的問題並不是太多的國族主義，而是缺乏能夠將國族主義情緒疏導為積極改善之力量的愛國者。畢竟，愛國主義難道不是歷史上人類文明的主要推動力嗎？愛國主義難道不是將我們所艷羨的韓國與愛爾蘭，帶上快速進步之路的力量嗎？

在國家的前途成為一種普遍焦慮的時候，我不禁要大膽地提問，試試一種新時代的愛國主義如何？為台灣鼓起一個世代的愛國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