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大選的民進黨

在本專欄截稿之夜，民進黨正在進行總統提名初選的電話民意調查。我不知道誰能夠獲得提名，但是做為一個曾經與民進黨共度青春歲月的知識份子，我非常期望民進黨的總統提名人能夠正確地理解並掌握他所將面對的國內外局勢，並且從獲得提名的那一日起，就開始領導民進黨正面地迎向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總統候選人應該從獲得提名的當天開始，就以國家領導人的心胸和視野處事。總統候選人必須明瞭，雖然競選與執政不是同一回事，但也不是不相干的兩回事。競選的過程中，就該開始說當選後要說的，做當選後要做的，這樣才不會讓競選過程的言行，成為日後領導與治理的包袱。

當選後該做些甚麼？競選中該說些甚麼？首要是思考如何穩定政局。第三次政黨輪替一旦成真，民進黨總統就立刻面臨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所造成的憲政空窗期－－這將是長達四個多月的、史無前例的憲政空窗期。在這段期間內，民進黨的總統當選人要如何穩定政局，既要防止卸任總統濫權，又要避免政局動盪，是很大的考驗，最好儘早思考和準備。

第二項要務是建立有效統治的多數聯盟。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兩黨可能都認為對己方有利。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立委席次離過半有段距離，這時總統當選人就該尋求其他黨派支持，籌組執政聯盟。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立委席次又能過半或接近半數，這時總統當選人可以組成一黨的預備執政團隊。但就國家的大戰略來講，民進黨總統當選人最應該做的仍是組成大聯合政府，將各黨派都囊括到執政聯盟中。即使大聯合政府籌組不成，仍能夠有效地整合政策共識，吸納他黨人才，消融對抗的力量。

接下來是釐定幾項重大的國政方針。對中政策與兩岸關係是下屆政府的重中之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就該闡明未來執政時將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處。固然從競選策略的角度來講，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未必就要講出一套完整的兩岸論述，但不講出來可以，卻不能不想好。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民進黨如何處理一中問題？就算是個暫時的說法，也不能不準備好。

經濟發展、國家財政與社會安全體系是環環相扣的三大問題。這不像兩岸問題，還可以用機巧智謀弄出個曖昧空間，而是要明確地提出政策路線。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一定要講清楚－－在四次政見會上，蔡英文女士和蘇貞昌先生都講得很含糊－－到底民進黨是要延續上次失敗的執政經驗，即是毫無主見地在財團富豪及人民大眾之間來回討好，或是要擺出有整體規劃的產業結構調整、稅制改革和保障弱勢的福利政策。

其實，在初選的第四場政見會上，最不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已經將下一任總統該做的事情說出了大半。他的政見有過度簡化與樂觀的問題，但他是唯一有中心思想並將所有政策有系統地構連的候選人。如果是另外兩位候選人之一獲得提名，提名人該好好與許信良長談，將對領導民進黨迎向大選與執政有很大幫助。

2011-04-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注定錯過的歷史時機？

下一任台灣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情之一，也可能是在這一任非做不可的，是提出一個能夠涵括華人長遠共同利益的兩岸政治架構，用此架構使兩岸和平分立的現狀能夠維繫，但又能促進兩岸的分工合作，更要引導中國大陸做良性的轉變。

當然這是美好的想像，在現實上並不總是能夠實現。歷史上有太多被錯誤的領導人錯過的時機，國家因此衰落或文明走向式微。台灣過去曾經擁有足夠的幸運，讓我們成為今天這個獨特的國家，但我不認為台灣永遠有理所當然的好運。

這樣的歷史時機，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了。兩岸的經濟分工與合作，早已跨越了不能回頭的點，台灣無法脫離大中華經濟圈而獨自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討論的不是該不該開放的問題，而是如何獲取更多開放的善果，如何避免和減少開放的惡果，以及如何用開放所得到的經濟利益，來建構和補強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同時，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快速降低中。過去我們認為台灣擁有的政治優勢，也在經濟自信心的消褪，以及台灣民主的種種瑕疵暴露之後，愈來愈不成其為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在政府嚴打下仍然興起的公民力量，發展出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具有主體性的原發思想。台灣經驗能夠做為中國民主化之指導的功能，已經變得稀薄了。

中國可能不會再企圖用武力來併吞台灣，但是中國一定會用任何非武力的方式來消化台灣。在台灣還沒有被消化的時候，在台灣還有主體意識並且對自身的政治制度還有信心的時候，我們必須建構一個能夠讓台灣不僅能維持現狀，還能對中國未來有所影響的兩岸政治架構。

國民黨政府與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並不是有能力擔當此一歷史重任的領導集團。馬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改善了兩岸關係，但那算不上甚麼了不起的功績。在陳水扁前總統把兩岸關係搞到僵局之後，只要順著經濟大趨勢走，不要違逆中共的意思，就可以達成今天的局面。馬總統最大的考驗是在未來。他的「不獨不統不武」和「一中各表」，只是個暫時的權宜手段，根本無法長久。他說要維持台海現狀，殊不知現狀是不能靠「不作為」來維繫的。現狀只能夠靠積極進取的戰略來維繫，必須用動態、辯證的攻守來維護，而不是靜態的茫然等待。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和蘇貞昌先生，都不願意明確地講出他們的兩岸戰略－－很可能他們不是不談，而是根本沒有。他們盡其智謀所打出來的算盤是，如果贏得了明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只要能夠弄出另一套暫時的說詞，想辦法讓中共有台階可下，兩岸的交流還是有機會延續下去。只是這樣的操作模式，和馬總統的路徑所走出來的實際結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一樣是讓台灣失去主動建構兩岸政治架構的契機，一樣是讓台灣逐漸被中國消化，而所想要維持的現狀也一樣沒辦法維持下去，遑論法理台獨或其他夢想。

民進黨另有一位孤獨而清醒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他的戰略比較有可能讓台灣長期維持獨立現狀，又有機會對中國和華人世界發揮影響力。但是他贏得民進黨提名的可能性幾乎是零。這是表示台灣注定失去最後和最重要的歷史機會嗎？

2011-04-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含混閃爍的民進黨兩岸論述策略

反對黨人士發表對兩岸政策的見解，應該要能夠從更高遠、宏觀的角度，指出現行政策的錯誤和盲點，進而提出對策方案。但是從上周末舉行的第一次民進黨總統初選政見會看來，除了許信良先生已經開始準備鋪陳他的論述之外，另外兩位候選人都不是這樣做。

事實上，現階段民進黨主流的兩岸論述，是一套含混閃爍的權宜之詞，既想要解決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從國民黨那邊含糊地承受某種「一中」概念架構，讓兩岸能夠繼續互動交流；但是又想要迴避自身在理論上無法迴避的闕漏－－台獨理念與「一中」概念之間的矛盾衝突。

民進黨領導人並非不明白自己身處的窘境，但是有勇氣去面對此一窘境的人很少，例如上屆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提出憲法一中，是一個勇敢但失敗的嘗試。這次爭取總統提名的兩位主要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與蘇貞昌先生，一位選擇了以虛待實的太極拳戰術，即是用完全空洞的語言，閃避任何有意義的論辯，另一位則採取隨機打點的游擊式戰術，即是東一句、西一句，但不知道每一句的關連是甚麼。

這兩種戰術雖然短期看來頗為機巧，可以避免遭遇正面衝突，也可以避免受到全面檢視，總之對候選人來講，就是先過了初選這關再說。但是這種含混閃爍的態度，卻使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無法開展，陷入一種英語稱為
apologetic 的情境，也就是好像帶有歉意似的，只能夠不停地解釋和辯解，說我們不會做哪些事情，或說哪些不是我們的錯，但沒法理直氣壯地提出宏偉的主張。

綠營人士目前仍無人有能力指出馬英九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最嚴重與結構性的錯誤在哪裡，更沒法提出足以取而代之的戰略思想。因為整個民進黨團隊不分哪個世代，仍舊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人員組合，從政務官、幕僚文膽到黨務人員，幾乎都是陳水扁時代的當權派，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解釋和辯護，而不是徹底反思與提出開創性的新主張。

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最嚴重的問題，是他缺乏對兩岸未來政治架構如何進行「終局安排」的思考，或者說他根本不敢也不被允許去做這樣的思考。於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就被經濟交流的歷史洪流滾滾推動而去。這對某些人來講是可欲的發展，有的是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有的則是根本不在乎未來結果是否對台灣或是對全體華人有利。

反對黨對馬英九政府最有力量的批判，應該是指出缺乏終局安排的思考，將使台灣失去有利的政治談判時機，將對台灣造成多麼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結果。但是由於民進黨人同樣不敢面對自身理論的闕漏，更且比馬英九總統和他的策士們更缺乏戰略思考的能力，所以只好講些空洞無比的，沒人能夠反駁，但也沒人能夠說出為何應該贊成的話語，或是在技術細節上做些無關宏旨的批評。

當民進黨領導人與總統候選人，繼續說些把兩岸的未來交給下一代去決定之類的話，我們大略可以判斷這樣的領導人與馬英九總統一樣，渾然無知於台灣逐漸流失的政治優勢。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即使民進黨在說詞上與國民黨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實踐上卻會有很類似的結果。要扭轉此一情況，可能必須期待如許信良等民進黨內的在野派或非當權派。

2011-04-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西方在中東－－茉莉花革命之後

在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之後，中東與非洲許多國家相繼陷入政權動盪的骨牌效應之中。利比亞和葉門的內部政權戰鬥還在持續之中，目前看不出來何時會塵埃落定。合理的推測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其他西方國家的介入，充其量可以協助反對派推倒執政者，但仍不可能立即讓動盪的各國恢復秩序，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單就中東地區而論，唯有從在地產生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重建整個體制。即使局勢詭譎，我們還是能夠從宏觀的觀察中，推測西方文明與中東世界的互動，在經歷過這段革命時期之後，會有甚麼樣的變化。

西方世界在中東的形象和影響力，有可能因為這段時間（或許未來更長時間）的介入，而獲得改變的機會。經濟學人周刊有一篇報導指出，雖然這次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採取武力干預，但是很弔詭地獲得部分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和歡迎，原因是他們站在反抗軍的立場。在利比亞，有些與賓拉登基地組織有關的伊斯蘭聖戰士們說，這次西方干預是做對了，幫助他們解放了人民。

在這段過程中，西方世界，包括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一般關心國際局勢的知識份子，可能將學習到一件事情，即是未必要將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看做是那麼本質性地不可避免。在今年的「阿拉伯之春」或所謂「阿拉伯的覺醒」之中，伊斯蘭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許多民眾是因為信仰而起身革命。

在革命之後呢？伊斯蘭信仰會不會將他們的新的政治體制帶向更具宗教色彩？其實未必。有些阿拉伯國家已經實行某種他們特有的民主制度，例如黎巴嫩。在某些國家，如突尼西亞和埃及，政治的演變似乎較為符合西方的期待，而在利比亞、敘利亞與葉門則似乎不然。但是這次的革命風潮畢竟為中東地區帶來改變的希望，而且改變的動力有許多來自年輕人，因此從西方的角度來看立也是不必過於悲觀。

以戰略角度而言，西方國家也會從這段革命經驗中，獲得許多新的觀點，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西方對中東的政策思想典範。美國歐巴馬政府在這段期間，對埃及、利比亞和葉門統治者的態度，一直是模稜觀望，引發美國究竟有沒有一套對中東的戰略的質疑。美國未來對中東應該以何種戰略思想做為政策的指導？這將是華府外交政策圈辯論的熱題。

目前看起來，歐巴馬政府確實是沒有一套對中東的完整戰略。但是茉莉花革命後，中東各國在人民起義的詭譎政局下，要求美國能夠立即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戰略思想，確實也是不可能的。歐巴馬政府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將各個國家的情況當做個案來處理，用最務實的態度來個別面對。先把當前瞬息萬變的局勢掌握住了，再慢慢來發展政策論述不遲，這可能就是華府的想法吧。

中東本來就在西方國家的地圖上占據重要位置。中東和非洲如今的亂局，追根究柢還是美英法義等國在殖民時代以及冷戰時代所種因的。現在中東問題又要讓西方國家好好地傷腦筋一段時間，這也會讓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稍微冷卻與緩和，華府的注意力必須要集中在中東地區。

2011-04-0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