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是否淪為失敗國家

發生在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巴士劫持案，透過電視即時轉播，震驚了世界。退役警官挾持香港觀光客，用以傳達他個人遭受不公平的訴求，結果造成極大的悲劇，綁架者被格斃，車上人質死傷慘重。由於受害者是香港華人，事件引起了整個華人世界特別的關切。

這個新聞驚悚悲劇的背景故事，是菲律賓令人詫異的警察與政治體系。劫持大客車的竟然是退職的警官，用這種方式宣稱他有冤情要訴，交換條件居然是要復職，這已經是匪夷所思。更驚駭的卻是對付這位「匪警」或「警匪」的現職警察們，他們任意的處置與攻擊，顯然是造成人質無謂死亡的原因。

無紀律、無效能的警察體系背後，是更腐敗的司法與政治結構。菲律賓雖然有民主選舉，但是政治權力全部為少數家族所壟斷，賄選及暴力充斥於選舉中。由於警察和法官貪污嚴重，人權狀況當然不可能改善。政治性的謀殺案層出不窮，特別是新聞記者幾乎常常處在有生命威脅的工作環境。

一種不容易描述的文化差異，使得菲律賓的政治也很不容易被其他國家所理解。今年五月才當選的現任總統艾奎諾三世，事發之後讓香港特首曾蔭權找不到人，視察現場時談笑風生，還把責任都怪到媒體，這就是特殊的菲律賓從政文化。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對此事必然採取極端嚴肅的態度，但這似乎是艾奎諾三世不太能夠同理的。

在這次國際媒體上演的悲劇之後，菲律賓原本已經低落的國家形象勢必再度下跌，菲律賓政府的能力與公信力會受到更大的質疑。菲律賓的政府體系還能運作，還不至於像查德、索馬利亞或阿富汗等幾乎完全失能無效的國家，但是菲律賓已經名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每年度全球「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的第五十一名，且還在往危險的方向演變。

巴士劫持案的次日，菲律賓國土的南方大島民答那峨也發生共產黨游擊隊「新人民軍」搶械殺人，打死了五名士兵。上周六則有八名警員和一名公務員在撒馬爾島中部被殺害。毛派的新人民軍約有五千人，他們只是主要的共產主義叛軍的其中一支；而左派的游擊戰與恐怖活動也只是民答那峨血腥事件的其中一種，更嚴重的還有穆斯林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殘殺。這類結構性的暴力衝突是菲律賓比都市治安更麻煩的問題，只是媒體報導已經引不起外國讀者的注意了。

菲律賓是一個擁有九千多萬人口的大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也曾經富裕過，但現在人均所得只有一千四百多塊美金。為什麼一個美好的國家竟會走到這個地步？我問過好幾位菲國人權工作者與學者這樣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大略是文化的因素以及制度的因素。菲律賓人民大眾缺乏一種極力追求深刻改變的意志，而大家族門閥對於權力與財富的控制又太強固，人民幾乎沒有改革的信心。另外從美國抄來的半吊子總統制也是問題的根源。

台灣與菲律賓不僅地緣鄰近更脣齒相依。有些人或許不知道，菲律賓的呂宋島曾經代替台灣承受很大的苦難。二次大戰末期，美軍從澳洲反攻，原本選擇福爾摩沙做為與日軍決戰的所在，後來改在呂宋島決戰，造成呂宋島嚴重的破壞和傷亡。菲律賓是我們親近的鄰居，希望他們能夠在恥辱和傷痛中趕快覺醒振作起來。

發表於 2010/08/2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以「共和」做為建國百年主題

中華民國一百年逐漸近了。這是我們能夠強化共同體意識，宣揚台灣民主，提升國際形象的時機。然而近來幾個現象卻讓人擔心：政府與執政黨的一些心態和做法，若不是反而造成國家內部更大的歧見，至少是平白浪費了重要的歷史機會。

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活動主題的膚淺化、無聊化。行政院文建會辦了一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創意提案活動」的「點子王」徵件，提供一萬元到五萬元的獎金，但是從今年一月底到八月中只收到了寥寥二百五十八件提案，獲選的是：「國慶100美食100」網站、「國慶100偉人100」票選、百輛主題花車大遊行、百年民國人物Cosplay等等。

你不必是甚麼創意高手，只要偶爾看看電視上上網，就能夠知道台灣從都市到鄉村，從七歲到七十歲，充滿了真正驚喜的創意與幽默感。文建會花錢徵得的這一類活動「點子」，以今日台灣的創意水平，很難說是有甚麼創意，更看不出有甚麼意義。看到百年國慶的創意如此，使我不禁要說，以前人家批評民進黨政府只會辦活動，但是現在國民黨政府連辦活動都不會。在重賞之下還只徵得兩百多位國民響應，可以看出社會大眾幾乎毫不關心。

另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思想論述的黨派化，這是更糟糕的現象。作家平路女士參與籌拍孫中山先生的紀錄片，為了提及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引起監察委員周陽山教授的大力抨擊。這只是浮出的例子之一而已，凸顯的是自居為中華民國所有權人的國民黨人，將要如何藉著建國一百年而壟斷歷史的解釋權。周陽山教授並非此時的泛藍當權派，而國民黨人絕大多數也早已不敢自稱是總理信徒，但是只要國民黨人顯露出護教者的態度，不願容許或不能欣賞民間各種角度對於中華民國歷史的挖掘和詮釋，那麼很自然地許多的台灣人民油然產生「誰的國？誰的父？誰的百年？」這樣的疑問，也就無怪乎很多人由於厭惡國民黨而無法認同中華民國，而國民黨本身也就成為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意識的破壞者。

在公共論壇上所見，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應該採取何種主軸，我認為見地較為高遠的，是企業家張安平先生的文章（八月十七日中國時報）。他建議用「共和」做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因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必須考慮「四要」：「要是未來的，而不只是歷史的；要能重新為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定位，團結人民；要能提高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正面且積極的能見度；要對中國大陸釋出應有的善意」。

做為台灣人，我們都該關心中華民國的「百年大計」，不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歷史多麼偉大，而是因為中華民國就是目前屬於台灣的國家形式。比起任何輕薄花俏的活動，比起黨派化的歷史論述，「共和一百」確實是值得做為國家邁向另一個百年的願景。「共和」是建國百年的理想，也是全體人民可以共享的未來希望。

發表於 2010/08/1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當代思想巨擘輕輕地來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ky，或譯杭士基）來訪台灣，我們的輿論與文化界反應竟然頗為冷淡，令我十分訝異。一般人不知道語言學家是做啥的，可能以為就是教語言的吧？所以媒體報導此地英語補教名師緋聞的篇幅比較多。即使做為科學家的喬姆斯基，可能引不起台灣媒體的興趣，至少做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喬姆斯基，應該要造成台灣知識分子的注意和討論吧？非常怪異，在這個專欄截稿時，並沒有相當的反應。

喬姆斯基是影響了人類語言學、認知科學發展方向的學術泰斗。在一九七零年代，他提出人類具有天生的語言能力，並非全靠後天學習而來，以此對抗了當時心理學與社會科學典範的行為主義。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有其內在的意義，並不只是約定俗成，語言是人類物種的生物遺傳屬性。這樣的觀點具有重大哲學意義，他強調了人類理性，也說明人類與電腦（人工智慧）和其他生物的不同（雖然如此，喬姆斯基並不因此認為人類比其他動物高等，只是具有不同的能力而已）。

除了在世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喬姆斯基教授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舉世知名的政治異議者、無政府主義者，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他長年批判大眾媒體以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學術著作之外的公共事務寫作就有二三十本書，讀者遍佈全球。喬姆斯基最致力批判美國及英國在中東的政策，導致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無止境仇恨紛爭。喬姆斯基也分析大眾媒體如何與政府和大企業同謀掩蓋事實，操控人民的認知。

喬姆斯基先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新竹清華大學做了兩場演講，在中央研究院的題目是世界局勢，在清華大學則是語言學。之後要轉往中國北京，也是兩場演講，兩個同樣題目。中央研究院印製的小冊子裡，介紹說喬姆斯基此次訪問台灣與中國，是在上個世紀初期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杜威（John Dewey）以來最重要的西方哲人訪華。但是很奇怪地，從中研院接待行程的安排，到整個社會的反應，完全看不出來喬姆斯基的重要性。

中研院主辦的演講塞滿了人，但是中研院長翁啟惠先生的介紹詞有如照本宣科，問答的主持也非常不及格。在學術演講之外，主辦單位沒有安排喬姆斯基接受媒體專訪，也或許喬姆斯基沒有什麼拜會政要領導的行程，所以媒體沒太大興致。從各方面看來，主辦者似乎無意藉由喬姆斯基訪台來創造或傳達什麼公共意義。或許這樣說並不過分，喬姆斯基落入了一群學院書呆子的手中，他的公共意義完全沒有彰顯。既然如此，談什麼羅素與杜威呢？

杜威訪華，是在一九一九年；羅素訪華，是在一九二零到一九二一年。這段時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期，兩位哲人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相當大的思想衝擊，原因在於胡適、蔣夢麟、梁啟超等人的熱情引介。如今喬姆斯基訪台，台灣沒有夠格的知識份子能與他對話，也沒有藉此機會激發任何思想的運動。不是喬姆斯基不如杜威、不如羅素，是今天的台灣沒有胡適、沒有蔣夢麟、沒有梁啟超，使得喬姆斯基可能為台灣文化與思想帶來的影響完全沒有發生的機會。喬姆斯基訪台，竟有如徐志摩到英國劍橋大學拜師羅素未遇所寫下的名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

發表於2010/08/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文明的尺度

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北京大學演講，說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是這個國家裡的多數如何對待少數。對於中國而言，當然包括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據報導，現場響起一片掌聲。在我心裡也為龍應台的話響起掌聲。但我假想我在現場窺看左右，揣想千萬個中國知識青年內心對龍應台所講的話的理解，在掌聲落下後的寂靜裡又不免擔憂。

龍應台教授的一席話，無疑點出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全球華人知識分子所最必須警醒的關鍵問題：中國如何崛起，在什麼面向和什麼價值上崛起。龍女士所期待的是文明崛起，這似乎意謂中國應當是一個文明的概念而非（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與英國學者馬丁賈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這本書中的主張若合符節。

如果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乃至全球華人（範圍擴及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但卻認同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都能普遍接受以文明概念而非民族國家來定義「中國」，則龍教授所提出的中國崛起所遭遇的文明標準問題可能就解決了一半。在這樣的定義下，文明的進步發揚（人權與環保觀念的普及）、受到尊重喜愛（文學藝術的推廣）、進而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比統一台灣、發展遠洋海軍、與美國爭霸來得重要得多。

我擔憂的是北京大學講堂裡和講堂外的青年們，是不是真的能夠理解龍應台教授的意思。在中國大陸，「文明」這兩個字和台灣的文化人所想的文明是不一樣的。中國語境裡的文明，比較接近我們說的「現代化」－－不吐痰、不插隊、有點禮貌和基本的服務態度，這叫做文明。如果只把文明當做現代化，那麼距離龍應台和其他許多台灣人所期待的文明還很遠。

對「文明」這兩個字的理解，兩岸可能有落差。那麼對於「對待」這兩個字，兩岸的理解落差勢必更大了。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我想龍應台女士的意思是，即使這兩千三百萬人不願意被統一，十三億人也要能夠包容尊重，不應該用武力威脅。在北京大學講堂裡熱烈鼓掌的知識青年們，有多少真的理解乃至接受和認同這樣的「對待」？會不會他們所理解的「對待」，就是兩岸經濟上給台灣多少「讓利」，投資上給台商多少優惠，或者大陸進口了多少台灣水果？要是他們以為的「對待」是指這些，那麼他們會不會覺得十三億人對兩千三百萬人夠好了，這兩千三百萬人怎麼還不肯就範？

此時，台海兩岸的政府正為了在甚麼口號下撤除對台灣的飛彈在討價還價。中國這邊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這邊說九二共識就可以。這正是（不）文明的悲哀。一方用戰爭威脅他們自己說的兄弟家人；另一方則連要求對方「無條件」撤除飛彈都不敢理直氣壯地說，還得自己提個條件來還價，彷彿兩千三百萬人真的活該迎著飛彈過日子。我也要告訴北大學生和所有的中國知識青年們，這千餘枚飛彈，就是中國文明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