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聖火烘焙中日關係

奧運聖火從歐洲跑到亞洲，一路點燃了許多國際問題。在歐洲，關心西藏與中國人權的民間團體給予聖火極大阻撓，也引發各國政府與北京的不同互動。法國是最好的例子－－聖火被襲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群眾激昂反法，「家樂福」和其他法國商店遭受攻擊威脅。為此，法國政府積極試圖修好，從參議院長到總統顧問的特使團陸續訪問北京。但同時，巴黎市長卻將贈予達賴喇嘛榮譽市民的頭銜。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民間與政府，各有不同立場－－這是凝結了近年來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一張快照。

到了亞洲，則牽動了最微妙的中印與中日關係。印度政府為了改善兩國關係，順利進行邊境問題談判和獲取北京邀請參加奧運開幕，對聖火過境善盡了保護之能事；而北京則為了印度收留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以及上月三十餘名西藏人闖入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仍對印度懷有不滿。比照之下，聖火在印度的怨鄰巴基斯坦也順利安全通過，但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忠實盟友。

中國在亞洲關係最為緊張微妙的，當然是日本。聖火將在本周（四月二十六日）進入日本長野。原本預定作為開跑點的國寶級古蹟善光寺，因為佛教徒立場而拒絕了聖火，也因此遭受不明噴漆破壞。很顯然，日本警方會全力保護聖火，否則一旦聖火在日本遭受攻擊，勢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群眾解讀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兩國關係將比中法磨擦來得更嚴重數倍。先前聖火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傳遞行程中，有日本人一家揮舞西藏雪山獅子旗，現場立即遭受中國人攻擊。這類事情若積少成多或是規模擴大，嚴重性可想而知。傷腦筋的是，支持西藏人權的國際抗議人士卻把日本當作運動舞台。「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幹部群就特地赴日本抗議，日本政府雖表示無權拒絕他們入境，但如何妥善處理聖火通過的抗議現場，卻是十分困擾。

聖火通過之後，中日關係立即又有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日本外務省日前宣佈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正式訪問日本，預定七日和首相福田康夫舉行高峰會談。胡錦濤是江澤民之後十年來首位訪日的中國元首。中方希望兩國能夠簽署中日間的「第四公報」，可能會觸及台灣問題，而日本如何在促進中日關係下維持現有的對台立場，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胡錦濤訪日之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了防衛省將修正「防衛計畫大綱」，因為中國在軍力上的擴張已經超過日本先前防衛指針的推定，為此日本將加強反潛艇和反飛彈的防衛能力。

可以看到的，亞洲的權力均衡正在調整中，而中日關係是關鍵也非常敏感。正如朝日新聞所評述，中日關係雖有改進但仍然十分脆弱。毒餃事件、東海油田、西藏問題等，都是兩國之間有歧見和負面觀感的地方。真正最令日本人憂慮甚至恐懼的，則是中國愈來愈熾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本周內聖火過境日本以及下月初中日高峰會談，是牽動亞洲的大事。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培養世代政治家－－為民進黨改革再進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民進黨，而且也對民進黨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但是當民進黨宣稱說要反省，邀請我以所謂諍友身分參加黨內的檢討會議，還是覺得有道義責任和情感，應該去說誠實言。

不同於一般民進黨人所倡言的「解散派系」，我主張民進黨若要改革，就要建立新派系，而且要強化派系、健全派系。也就是說，要引入競爭機制，讓民進黨內部有路線的辯論和政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

民進黨現在的派系，其實只是公職提名初選和黨職選舉的換票機器。派系不代表甚麼思想路線的差異，也就只有負面觀感而缺乏積極意義。

建立新派系，讓派系成為理念主張的鼓吹者，也是政策和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派系彼此競爭，把所有的差異攤開來比較，這樣民進黨才會再度成為一個重視理論的政黨。

不僅應該建立新派系，更應該讓新世代人物成為派系領袖。有人說，學運世代還不夠成熟，不能成為政黨的領導者。好吧，這是事實。學運世代確實缺乏宏觀而有人格魅力的領袖。那麼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袖，由此來培養政黨和國家級的領導者。

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面對嚴酷的國際挑戰。這樣的國家，需要對國家大政有想法，有戰略觀的政治領導者－－不只一位領導者，而是領導集團。像台灣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若是只能擁有平庸的領導者，甚至低於一般水平的領導者，而還能夠生存和繁榮，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民進黨這幾年來，把政策外包給技術官僚，把論述外包給一批御用學者，把文宣外包給電視電台名嘴。民進黨自己的政治家，幾乎完全喪失了政策和理論的主導權。到最後，政治人物專做媒體操作和所謂「政治判斷」，至於國家的政務和戰略，則是腦袋空空。

更嚴重的，由於腦袋空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沒有自信，一旦面對群眾質疑，都不敢辯護自己的主張，只能夠附和討好群眾。於是群眾被名嘴牽著走，愈趨激進化，而政治人物被群眾趕著走，愈來愈無能無知。這樣的黨，的確是不配再執政。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想要獲取政權或參加政府，都應該把培養高品質的政治領導者或領導集團，當作是最首要的要務。民進黨現在既然失去了中央執政權，就要好好擔任影子政府，在每項重大政策上，都該提出競爭方案。而民進黨內的派系－－我所指的是為了路線競爭而建立的新派系，就是政策的規劃和鼓吹機構。

但是要釐清的是，我說由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導者，不是說學運世代人物等著大老指定誰來繼承某個派系。現有的派系領導人其實只是繼承人，是大老的代理者，缺乏世代的思維。學運世代若敢於承擔領導責任，就該擺脫舊派系的牽絆，提出新政綱、新論述，以此為基礎重新結盟，建立新的派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政治家。

對民進黨，能講的就講了。截至目前為止，看不出有痛切反省改革的可能性。學運世代也將隨著這艘鐵達尼號，快速垂直沉入海底嗎？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