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你！紅衣人

紅衣人！有人問，難道你們所曾經做的一切，就這樣消失得了無痕跡？旁觀的我，也對這個問題思索良久。曾經穿著紅衣上街吶喊的人，你認為呢？如果真的是了無痕跡，紅衣人，這是你所願意嗎？如果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紅衣人！有人說，你們的運動只能喊「阿扁下台」四個字，其餘只要談到任何制度改革，例如陽光法案、黨產條例，或是內閣制修憲，通通都是違背了你們的運動理念。這更讓我好奇，反貪腐的你，真的不願意用你們的力量來推動制度改革嗎？

紅衣人，台灣現在有貪腐、過去有貪腐、未來還是有貪腐。你反對貪腐，所以走上街頭。但是過去的貪腐和未來的貪腐怎麼辦？要追究過去的貪腐，就必須有司法的追訴，以及歷史上不當黨產的處置。要防範未來的貪腐，就必須有完善的陽光法案。

其實，紅衣人，完善的陽光法案還不夠。只要政治人物要花大錢當選，貪腐就必定存在。這種金錢與政治的結合，必須靠「公費選舉」才能打破。紅衣人，這也還不夠。陽光法案和公費選舉，都不能夠預防總統濫權。總統濫權的可能性、總統親信介入政策人事的可能性，都源於我們憲法裡權責不明的中央政府體制。要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學者提出「內閣制修憲」這個處方。紅衣人，這些制度改革，是你所應該關切的問題吧？

紅衣人！又有人說，你只聽得懂「阿扁下台」四個字，至於修法、修憲等制度改革，都太複雜，超出你的理解能力。這是真的嗎？你同意嗎？紅衣人，你們中間有些人以你們的屬性感到自豪──年輕、都市中產階級居多；有人說你們是新公民。順帶告訴你，紅衣人：過去二十幾年，台灣的群眾運動多有制度改革的訴求。在民主觀念還蒙昧未開的年代，做工的、種田的、打赤腳的、穿拖鞋的，他們上街頭要求解嚴和廢除國安法、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要求司法改革。紅衣人，你不會願意承認你不懂「制度改革」吧？

紅衣人！還有一種說法：當初紅衣人站出來，為的是要求陳總統下台；如今陳總統沒有下台，運動卻轉向制度改革，結果會為難國民黨的馬英九主席。為了不要為難馬主席，所以你們的運動不該談制度改革。他們所說的等於是：你雖然穿著紅衣，其實你就是藍色。你同意嗎？如果你同意，那就印證了陳總統的斷言：紅潮是兩千零四年總統大選爭議的延續，你不過就是敗選不服輸的藍色選民。紅衣人，那是你嗎？被你所反對的阿扁這樣論斷，你甘願嗎？

紅衣人！藍色的政治人物們，當然希望你只是藍色支持者，幫助他們來打擊綠色政黨。綠色的政治人物們，其實也樂意見到你只是藍色支持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振振有詞地否定你、忽視你。但是你願意嗎？還是你願意做真正的新公民？很多人盼望真的有新公民，可以做為反貪腐修法、防濫權修憲，甚至民主深化改革的新動力。我問你！紅衣人！那是你嗎？那不是你嗎？

制度改革才是出路

有些人說百萬人民反貪腐是一種新公民運動，有些人說不是。不論是或不是，紅衫軍的公民運動潛力，被藍綠兩股政治力量所夾殺是事實。我在這個專欄談過：「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當主要的政治行動者都抱著犬儒的態度，則所有的政治議題自然都將落入藍綠對抗；而試圖打破藍綠對抗的嘗試，不僅注定徒勞無功，甚至反將回頭鞏固、強化這兩極對抗的體制。

紅衫軍的偃旗息鼓有其結構因素。群眾運動是非制度性的力量，雖然短期內能夠激起巨大動能，但不能持久。政黨、政府和大眾媒體是制度性的力量，有龐大的資源、持續力和戰略縱深，對於群眾運動往往能夠以逸待勞，予以擊潰或收編。

紅色群眾就是這樣被綠色和藍色的制度力量所共同打擊、消耗和封鎖而終於落敗。在綠的方面，原本用來護持台灣主體的「本土意識」，遭受陳總統以及部分民進黨人濫用，作為保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以此動員更大的群眾力量來迎擊紅衫軍，將一個可能的公民運動封鎖在黨派對抗的範疇，這是明顯的事實，我也已經強烈批判。

比較隱諱的事實是藍色力量對紅色群眾的消費、剝削、封鎖和背棄，這部份較乏人點破和批判。國民黨高層都心知肚明，陳總統下台後的政局對馬英九主席不利。然而為了向群眾交代，不能不配合演出。親民黨宋楚瑜主席甚至不惜擔任配角來獲取政治資本。至於多數國親新黨的公職人員和候選人，無非也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去討好群眾。一旦運動可能連累到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對運動的支持也就立即消退。

最為嚴重的是：藍色力量封鎖了紅色群眾從反對陳總統個人轉向追求制度改革。照理說，制度改革才是公民運動的終極目標。要防止總統貪腐濫權，一定要修改現行憲法曖昧不明的權責劃分，建立適合台灣多元社會性質的議會內閣制。然而部份同情馬英九先生的輿論領袖，極力封鎖反貪腐運動轉向修憲訴求。這是為了反貪腐運動呢？還是為了迴護馬英九先生的總統之路？對他們來說，維護藍色制度力量是不是比呵護公民運動更重要？照顧馬英九先生個人，是不是比改進台灣的民主制度更重要？

施明德先生過去所從事的民主人權鬥爭，從來沒有以對付任何個人為目標──即使是將他下獄的蔣氏父子。相反地，過去的反對運動，總是以推倒反人權的政權、改革不民主的制度為目標。我相信反貪腐運動也應該如此。紅衫軍可望再起，但必須正視藍色制度力量的箝制，更必須以制度改革為終極訴求。唯有制度改革，質言之，也就是內閣制修憲，才有可能讓群眾的熱望落實，讓人民的汗水與淚水不會平白蒸發飄散。

真正理解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人都知道，制度改革才是群眾運動的出路。

台獨的名目與實質

支持台獨的人最大的悲情，不在於台灣沒有獨立，而在於搞不清楚台獨運動的目標為何，使得台獨的理想被政黨或個人所利用而淪為工具。台獨成為「名目台獨」，不再具有實質的意義；甚至對真正的理想還造成巨大的傷害。

描述台灣國家定位最好的一份文件，就是民主進步黨在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它開宗明義說：「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說明了：台灣已經是獨立的，不需要再獨立一次。現行憲法是正當的，不需要再制憲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

這就是我所謂的實質獨立。台灣的實質獨立，也是中華民國存在的基礎。因此台灣實質獨立是全體台灣（中華民國）國民的根本國家利益，不分黨派要團結維護。

但是台灣的實質獨立，不是基於固有領土，也不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沒有一九五零年的韓戰，杜魯門政府不會派艦隊協防台海，隔年的舊金山合約也不會成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律基礎。

台灣的實質獨立雖不是歷史的必然，但卻已成為台灣人民堅定不移的選擇。這是由於九零年代的民主化，等同於漸進式的人民自決，讓日本帝國投降後一度無主的福爾摩沙，確定由在其上生活的全體人民所共同擁有。

到這裡，台灣的實質獨立已經達成，剩下的是如何去鞏固──「現狀」。想要維持現狀的人，就是在支持台灣的實質獨立。想要台獨的人，也必須維護現狀。

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因素有三：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優勢地位；中國崛起但不稱霸的國家目標；以及台灣的民主化。

在這三個因素之上，判斷一個政治動作或政策是否有助於台灣實質獨立，也有三個判準：有沒有讓美國更支持？有沒有讓中國更容忍？有沒有讓台灣內部更團結？

從這些判準來看，陳總統這六年來對於實質台獨的貢獻大致是負面的。

前年的三二零公投是最為惡質的個案。陳總統曲解公投法第十七條的立法意旨，硬把符合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被動統獨公投，轉成主動非統獨公投；得到的是一個政策意涵不明的結果，還造成美國對台灣的疑慮提高，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增加，而台灣內部的對立更加嚴重。

現在陳總統又要在原本已極為困難的憲改工程中，加上對台灣實質獨立毫無幫助的領土議題。如果讓他鼓動成功，可以預見的結果是修憲破局、美國警告、中國反對、人民對抗，台灣民主的前途更加黯淡。

台灣的愛國者們所能預見的最大悲傷莫過於此：一群可愛的人民，希望領導者能夠將台灣帶到正常國家，因此熱情地回應這領導者看似夢想成真的名目口號。然而這領導者並不是真的要推進台灣的實質國家利益。他要的是動員這群人民來為他對抗另外一群。

對此，我們能做的不多，只能有如僧人般苦苦地為大眾分說：不要被名目所惑，要看穿事物的本質。

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什麼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股市會崩盤。」

「經濟會恐慌。」

「我們不會贏。」

「做什麼都沒用的。」

「權力都會落入壞人的手中。」

「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會淪為藍綠對抗。」

「股市會崩盤」的謠言之所以成真，是因為投資人認為其他人會受到謠言的影響，所以他也必須對謠言做出反應。於是殺出的殺出，造成股價的滑落。股價一直滑落，又證明了殺出的正確性，如此直到崩盤。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成真，也是因為從政者認為人民必定會用藍綠二分來看待政治議題。為了迎合選民，或至少不要觸怒選民，從政者最好也跟著趕快採取藍綠二分的立場來表態。

在台灣，大部分的政治議題，起始時很可能是很單純的，是有黑白而不是藍綠的；爭論一旦啟動，就沿著政黨的界線逐漸展開，隨著藍綠對抗的升高，終於搞到各曝其短、互相詬罵、沒有是非、一個沒有收場的收場。下次，同樣的劇情再度上演。

藍綠極端政客要從中獲利，因此極力剝削這一結構。這是藍綠對抗的預言每每實現的主要原因。每當極端政客在政治爭議中取得發言權，原本冷靜客觀的民眾，情緒就開始被動員。但是他們不是被「我方」的政客所動員，而是被「對方」的政客所動員。王世堅頂多拿到幾萬張綠色選票，但是卻足以激怒幾百萬藍色選民。鄭麗文未必真的吸引藍色選民，但可能造成綠色民眾足夠的反感。

小政客的行徑是自私，但為惡有限。最為自私的是高層政治領導者，不僅也要從這藍綠對抗裡面獲利，更不擇手段地升高這對抗，加深社會的分裂。邱義仁振振有辭地辯護藍綠對抗的族群基礎，忘記了政府的責任是消弭這問題而不是惡化它。游錫堃比較不需要理論，直接、公開（在國內和國際）把一半國民當作敵人。至於陳總統，他連曾經投票給他的六百萬人中大多數人的觀感也不顧了，緊拉著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

當藍綠對抗的經驗一再被證實，人民大眾的預期心理就一再被強化而鞏固。預期心理被惡質政客所認知，自然能夠重複操作，終至訓練成為條件反射。一旦有政治爭議事件發生，藍綠民眾都緊盯著電視機，等著「對方」有任何過激或惡質行為發生，然後引為自己攻擊和辯護的論據。而藍綠雙方的政客，總是源源不絕地提供過激和惡質的表現，讓人民和人民之間的對抗，永遠不缺火柴和汽油。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一再實現，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藍綠陣營內部反省批判力量的微弱、怯懦、鄉愿。從政者通常比一般民眾更能預測政治風向，也就比一般民眾更犬儒，更相信「所有的政治問題最後都會落入藍綠對抗」。他們總是等到事情真的演變成藍綠對抗了，才機巧地說「果然沒錯」，然後順勢採取黨派性立場。他們忘了自己應該是有遠見的領導者，不是庸懦的追隨者，更不是猥瑣的投機者。如果他們在事情還沒演變成藍綠對抗的時候就起而發聲，或許有一群（如果不是很多）頭腦清醒的人民會呼應。

所有自我實現的預言，都有其現實基礎存在，否則不會一再發生。愈是自認為世故的人，愈是相信這些預言。唯有勇敢天真的人們，才能夠打破預言。新世代的台灣愛國者，有一個不可迴避的使命，即是打破這藍綠對抗的宿命。

黨工與黨棍

黨工，是為政黨做工的人。黨棍，是為政黨打人的人。為政黨做工，是希望推動政黨實現理想。為政黨打人，則是要從中獲取利益。

黨棍這個名詞，有些人可能沒聽過，有些人可能已經忘卻。在還沒有民主化的時代，所謂的「黨」指的是特定的某黨，而「黨棍」自然是該黨所專有。

在那個時代，只要有人批判領導者、質疑政府的政策，就會有一群人，非常積極地跳出來，用各種手段來修理這些異議者。在那個時代，他們被叫做黨棍。

有些黨棍的手段過於骯髒，有水準的政黨工作者都不屑為之。這種黨棍，特別受到當權派的感激與疼愛，因為他們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的雙手、賠上自己的臉皮。

到了民主的時代，有了不同的政黨。時代不同，政黨不同，但是人性大抵有其類似之處。每個政黨的裡面和外面，總是會有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雙手、賠上自己臉皮的人。

威權時代的黨棍，手段比較兇殘，能夠陷人入獄，甚至取人性命。民主時代的黨棍，則只能夠用較小型的伎倆來對付異議者，例如毀人名譽、例如限制言論空間。然而黨棍們不分青紅皂白、黨性高於人性的心態則是一致的。

黨棍在平時並不受到重視。政黨在正常狀態下所倚賴的是黨工，而不是黨棍。政黨的日常工作繁瑣艱鉅，需要黨工持續的付出。政黨要爭取民眾的支持，靠黨工辛勤地服務。

一旦領導中心需要鞏固，黨棍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當權者在遭受質疑批判之際，最需要黨棍的維護──特別是在當權者的行為實在很難合理辯護的時候。

這時候，正常的從政者和黨工，都已經無法發揮功能。因為當權者的行為，與這些黨工平時向民眾所宣揚的政黨原則和理想相違背。黨工即使想要努力維護「本黨」，畢竟無法扭轉人民的是非之心。更何況民主政黨裡的許多黨工，是正直而誠實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愛國者，他們未必願意犧牲自己的原則來為當權者辯護。

黨工落寞之際，黨棍昂揚之時。當黨工與從政者皆因為不齒當權者的行為而沉默，黨棍就成為當權者唯一的依靠。黨棍揮舞，忠良噤聲。

黨棍為了懲罰異己，都必須宣稱自己是政黨理念的最忠實擁護者，是政黨紀律的最嚴格執行者。事實上黨棍不可能有理念。因為他們所效忠的是權力。只要是脫離當權派掌握的同志，就是他們的敵人。在最戲劇化的例子裡，他們為今日的當權派興奮地、毫不留情地追殺昔日的領導人。

黨工應該是愛國者，因為政黨的目的是促進國家進步。黨棍卻不可能是愛國者，因為在黨棍的心目中，個人高於政黨，政黨高於國家。黨工與黨棍難免是會對立的，因為黨工要為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黨棍卻會在短期內毀掉黨工長期辛勤累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