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改革與民進黨的再正當化

民主進步黨在上周舉行的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由黨代表通過了提名辦法的重大改變。除了部分都會首長提名由黨中央徵召之外，其餘全部改採民意調查方式決定。這個提名辦法的改變，可以被視為一個政黨改造運動的一部分。而整個改造運動，則是民進黨重新獲得社會主流正當性（legitimacy）的過程，或可稱之為民進黨的「再正當化」（re-legitimization）。

民進黨從黨外時代起，由於國民黨掌控著學校與媒體等「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一向遭受社會主流否定與敵視。透過不斷的民主觀念及本土意識宣揚，以及世代政治崛起的影響，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至九零年代中期，民進黨終於脫去了暴力黨及邊緣人集團的刻板印象，獲得都會中產階級乃至主流大眾媒體的認可。一九九四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即是民進黨終於獲得社會正當性之驗證。這種社會正當性，當然必須具有道德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意識形態鬥爭的成果。

民進黨好不容易獲得的社會正當性，在陳水扁總統執政後期遭受到最嚴重的挑戰。激烈的藍綠對抗（民主內戰──兩個社會的對立），與陳水扁政府的社會分化操作策略互為因果，再加上金錢貪瀆的醜聞，使得民進黨的道德形象瓦解，做為執政黨的統治正當性幾近於潰滅。

在下野之後，民進黨僅存的正當性基礎，在於它是主要的代表本土社會（第一社會）的政黨，以建構和批判馬英九政府的「傾中」印象來維繫生存。但是這樣一種非常退縮而敵意的社會位置，顯然是對民進黨長期不利的。民進黨現在的黨中央以及青壯世代的領導者們，對此應該是瞭然於胸：一方面民進黨的中國政策空間受到了緊縛，使得其與國民黨的政策競爭處於劣勢；再者民進黨將無法擺脫支持陳水扁前總統的黨內勢力箝制，也無法重建道德形象與重獲社會主流認可。

現在民進黨中央的領導人與幹部們，大部分是務實而保守的。他們雖然知道民進黨面臨失去社會正當性的嚴重危機，但是囿於政治性格，他們並不敢揚起大旗進行組織與思想的改造。一直要到縣市長及立委補選累積了一些小勝之後，民進黨中央才開始有點信心，來推動這民進黨「再正當化」的政治工程。

提名公職候選人是一般政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民進黨此時最大的課題。改採「全民調」方式決定提名，就是要讓民進黨將黨的體質完全貼近於社會主流──多數一般人喜歡誰，民進黨就提名誰。民進黨博取社會主流認同的意願非常之強，強到了願意將原來的自我「化掉」的程度。

民進黨改採這樣的提名方式，不僅企圖在候選人名單的產生上貼近主流，也能博取媒體輿論的好感。其實在台灣大眾媒體的年輕世代從業者中，仍有較多數人是同情民進黨或是樂見民進黨成長的，只是民進黨失去道德形象讓他們退避三舍，又他們也厭惡民進黨走極端路線。此時民進黨改採貼近民意主流的做法，有助於提高媒體對民進黨改革決心的評價，這當然也是民進黨重新建立社會正當性的必要途徑。

發表於2010/01/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谷歌Google與美中關係

就個人經驗來談，我是谷歌（Google）的重度使用者－－此刻我在電腦上寫這篇專欄文章，不是打在編輯軟體如Microsoft
Word上，而是透過網路打在「雲端」的Google docs（谷歌的免費服務）。稍後我要用我的谷歌應用服務（Google Apps）下自有網域名稱（custom domain）的Gmail電郵信箱來寄送這篇文章給新新聞的編輯。新新聞出刊以後，我會把文章貼在「台灣新議程」部落格（http://new.agenda.tw）－－這個部落格架在谷歌的免費服務Blogger平台上。更不用提，在寫作過程中若要查閱任何資料，我會立即使用谷歌搜尋。

今天，在我的Gmail信箱收件匣上方，出現一行的簡體中文字贊助連結（sponsored link），寫著「美中關係－www.america.gov/gmck－發展真誠和建設性的合作關係，共同迎接全球挑戰」。點下這個廣告連結，開出了「美國參考」（America.gov）在「美中關係」項下的網頁。

在這個網頁上，頭條刊登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主席胡錦濤的握手照片，右側欄有一幅醒目的圖片，由美國國旗的藍底白星與中共國旗的紅底黃星交疊構成，色彩壯麗奪目，寫著「美中正式建交三十週年」。在主要內容的地方，列著這幾則標題：國務卿克林頓（即柯林頓夫人）對谷歌公司在華業務營運表示關切，並強調指出互聯網自由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就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被判刑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尊重公民權利，並立即釋放劉曉波；奧巴馬政府表示，中國開庭審判異議人士劉曉波及即將做出的判決不是一個泱泱大國應有的行為，中國政府應該順應廿一世紀的潮流，改善與本國人民的關係；白宮發布簡報，介紹美中兩國的能效（能源效率）行動計畫。

從谷歌上浮現的這個網頁，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此時美國與中國的複雜關係與交錯的利益。「美國參考」是美國政府的宣傳網站之一，由國務院國際信息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所製作管理。國際信息局和他們的這個網站，都是近年來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政策思潮的產物。所謂公眾外交，就是運用大眾媒體及教育文化等管道，直接影響他國的公眾，使其對本國產生支持或好感。

美國雖然與中國發展「真誠和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是大國競爭的面向方興未艾。國務院透過谷歌的廣告，傳播美國政府的信息，並且不怯於表達對中國政府作為的批判，這說明了美中關係還會有相當多的理念之爭，也顯示了谷歌（及其他美式科技文化載具）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網際網路（互聯網）用戶市場，卻也是網際網路的自由解放潛能最受箝制的國度。在暫停中國業務這件事情上，谷歌的決定是有正面意義的，除了讓我們看到這家公司對其企業理念還有堅持，也能夠再鼓起全球網路使用者對中國網路言論自由問題的重視。

發表於2010/01/2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前途非由美國決定

在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歐巴馬甫結束中國訪問之行，我就在這個專欄中斷言：美國對台政策已經改變。我認為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國家利益所繫。一個長久的謎題：美國是否願意為台灣與中國一戰？這個問題也已經不存在，因為台灣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已經降到很低，美軍介入兩岸衝突的必要性當然隨之趨近於零。對此，美國許多中國專家頗為得意，認為是美國政策成功地管理了台海問題。

美國的哪個政策成功地管理了台海問題？華府外交圈的主流，不分民主共和黨派，都會說是「一個中國政策」、三個公報、台灣關係法。在這方面，由於他們認為政策成功，因此不必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只會愈來愈固化。改變的是美國不再需要台灣做為圍堵中國的馬前卒。為什麼不需要了呢？原因很多，其中一項是，中國已經兵臨城下，美國必須自己在各個領域自己去面對－－美國在東亞、在南亞、在歐洲、在非洲、在美國境內，已經直接面臨中國勢力的滲透。

在冷戰體制建構的年代，台灣是美國與中國勢力交鋒的最重要所在。現在，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東亞一個主要的支點。雖然美國對中國是既競爭又合作，但是美國對中國的避險方案（Hedging）也未必要以台灣做為避險工具－－事實上，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用台灣來避險可能更加重了風險，既無法用台灣來削弱中國，反而破壞與中國合作的一面。美國要在中國政策上避險，所該做的是加強與日本、印度、東南亞的關係，而非台灣。

做為一個台灣前途的思想者，我當然不是在鼓吹某種台灣末日論－－恰恰相反。我和一些親美台獨派不同，他們對台灣的信心來自於美國的支持，如果美國不支持，他們就快要崩潰。我和一些反美親中派當然更不同，他們看到美國對台政策改變，就額手稱慶，更趾高氣昂地站在中國立場來教訓台灣人，說美國撒手，台灣人要「知死」了。這些人都錯了，錯在他們以為台灣的前途由美國決定。

我所鼓吹的是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在冷戰時期，台灣依靠美國的支持而不受共產中國的統治，但由於台灣不民主，那並不是台灣人民的選擇。民主化之後，台灣繼續獨立於中國之外，這已經不是美國的政策所能左右，而是台灣人民自主的選擇。從柯林頓到歐巴馬，美國政府不斷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是傾向不與中國統一的台灣民意不斷高漲。如果有一天台灣要與中國統一，那也必須是出於台灣人民透過民主程序所表達的共同決定。

還有一點，是更該讓北京領導人清楚的，就是中國對台灣前途的影響力，是遠超過美國的。這話怎麼說呢？中國政府與人民對台灣的態度，是會影響台灣人民對中國的感受，也會影響台灣人民是否願意與中國有更進一步的政治整合。這是美國人所無法做到的。中國政府若仍以為台灣人不願統一，是受到美國的操控，那又是另外一種嚴重的錯誤。

發表於2010/01/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馬英九的路線危機

有些新聞記者以為，當他們的報導遭受到來自不同立場者的攻擊，或許正是他們抓到了核心的事實真相。這樣的想法是對的嗎？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的報導是雙倍的錯誤，才遭受來自雙方的攻擊。對於政治領導者也是如此。美國專欄作家理查柯恩在近日一篇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裡這樣寫道。柯恩認為，歐巴馬總統之所以遭遇到來自左右兩邊的嚴厲批判，正是因為他缺乏自己的中心思想和政治底線－－他是一個不知所為何來的領袖（A leader without a cause）。

美國歐巴馬總統所遭遇的窘境，與台灣馬英九總統頗有類似之處，其中有些屬於當代政治事務確實難以治理的性質（ungovernable），也有對於新領導者期待過高而造成的失落。相較於歐巴馬，馬英九可能更是一位不知所為何來的領袖－－人們更看不出來他的中心思想和政治底線究竟在哪裡。這就造成了虎年的馬英九現象－－批判馬英九總統不只是台灣內部不分藍綠的全民運動，也成了全球華人的共同興趣。從各種跡象看來，這樣的批判，特別是針對馬政府國家定位及兩岸政策的批判，將會持續下去。

我不認為領導者遭受到立場兩極者的左右夾攻，是一件本質上錯的事情。領導者要提倡新的政治路線，不管是在西方國家要超越左右對抗，或是在台灣要整合統獨對立，都必然會遭遇到既有立場者的嚴厲攻擊。好的領導者在左右夾攻之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差的領導者在左右夾攻之下，只想走一條中間路線。其間關鍵的差別在於有沒有能夠言說與實踐，還能夠接受檢驗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個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因由（cause）。

想要走出新路的領導者，他一定知道為什麼不能走老路，為甚麼必須走新路。他很清楚左右統獨的路不僅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而且也走不到理想的彼岸。他衷心以為必定有一條更好的路存在（There is a better way），並且他知道這更好的路在哪裡、該怎麼走。帶領他的群眾避開輕鬆易走但卻會導致災難的老路，而走向充滿荊棘的新路，這正是他的使命和因由。因此這樣的領導者並不是在左右統獨的夾攻下閃閃躲躲，以迂迴拖延當做路線，而是會明確地描繪那條新路，為他的群眾帶來信心。

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不像是個衷心相信「有一條更好的路」，而能堅定走上新路的領導者。他比較像是一位在許多不得已的苦衷下，勉強適應環境和試著化解人家對他的敵意的那種領導者。以後者這種心態，將無可能在統與獨的零和矛盾下有任何成功或存活的機會。馬總統即將遭遇更強烈更嚴厲的統獨夾攻－－一邊是民眾的不信任、國內泛綠的批判乃至美國的壓力，另一邊是中共在海內外的輿論操作、國內泛藍、親共投機者以及統派的抱怨，很快會一波波升高。假使馬總統有條新路，就該趕緊用明確的理念陳述來化解他的路線危機。

發表於2010/01/0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