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曹興誠方案

知名科技企業家曹興誠先生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近日又提了一些修正的想法。半年前，曹先生提出此一構想時，民進黨政府還由陸委會高層官員寫了長文批判，陳水扁總統更連續數天公開指責。如今，民進黨已經失去了政權，曹興誠仍在努力鼓吹他的想法，只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變成了馬英九總統。在藍綠政權交替之後，曹興誠的主張極可能仍不為當道所喜。但或許如此，各方更可以理性客觀地看待曹先生的主張。

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台灣不舉行獨立公投；台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台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台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台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

平心而論，這是從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了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地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偏綠的方案呢？曹興誠的構想，不僅和民進黨的正統理論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個落實方案。和平共處法認為台灣現狀是獨立的，而且主張改變此一獨立現狀需要經由台灣人民的民主程序認可。和平共處法要求中國除了爭取台灣人民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統一台灣。這都是符合民進黨理論的。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部份自命獨派人士對曹興誠的痛批，實在是因為他們自己背離了民進黨的正統理論。

在去年的一場由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曹興誠先生出席的討論會上，我曾直言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用無時間表的終極名目統一換取長期維持實質獨立」的方案。明白人都知道，台海兩岸需要一個和平架構，但是一個只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架構卻很可能無法真正維持現狀。同時，任何預設結果的方案又會立即遭到抗拒。因此，一個符合台海現實又尊重普世價值的「終局處理程序」，也就是預設終局方向但是卻以程序優先於結果的方案，優於沒有價值觀的所謂中程協議，也優於預設立場的統或獨。

兩岸和平共處法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但是曹興誠先生的基本構想，就我的理解，正是一個符合現實又有價值理念的終局處理程序，而且有可能是讓台灣維持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之外，能夠維護本身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方法之一。站在台灣優先的立場，除非誰有辦法提出達到同樣目標又更貼近現實的方案，否則為何不能放開心胸，以曹興誠的提案做為進一步思辯探討的基礎？

保釣、保魚、保台

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的國家利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保釣、保魚、保台。要釐清這段時間以來的各種爭議，必須將問題放在這三個層次來衡量。

保釣，保的是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看似實質的領土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抽象的國家尊嚴。釣魚台本來不在大多數人的注意範圍內，每當有了突發事件，就成為公共關注的議題。事實上，保釣運動只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通常只能對自己的政府施壓，而對國際爭議的解決沒有什麼直接幫助。

保魚，保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這裡的魚，指的是漁權，更包括看不見的海底大魚－－釣魚台海域的油藏。在這個層次的釣魚台問題，是實質的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的國家尊嚴。由於是實質的利益，因此可以客觀衡量。簡化來說，保釣是主權問題，至高無上不能分割。保魚卻是股權問題，各方可以認股出資、共同開發。

保台，保的是根本的國家生存與安全。台灣是處在生存危機之下的國家，這點大概沒有疑義。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依賴與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準同盟關係，這也是公認的事實。不論未來兩岸是合是分，幾十年內我們要維持現狀，就只有同時增進對中和對日關係，而不可能發生聯中抗日、破壞亞洲秩序的事情，這和媚日親美無關，而是和台灣中華民國自己的生存有關。

美國的外交政策官方文件，例如國家安全報告，都會先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然後為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定優先順序。這是討論複雜的對外政策必要的標準程序。保釣、保魚、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魚（經濟利益），保魚（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

當然，這是理性的優先順序。有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人士認為尊嚴凌駕一切，為尊嚴不惜一戰，這種意見不值得納入政策討論。近來國內對於釣魚台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陷入情緒而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於國家利益缺乏共識，且對於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往往混淆了。

在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這樣的順序之下，馬英九總統與福田康夫首相直接溝通解決爭議，是對的。許世楷代表主張不要以釣魚台偶發事件破壞了日方對馬總統的認知，是對的。激進保釣人士吵著要政府出兵，是錯的。部分民意代表搶著作秀擴大爭端，是無知。

事實上，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優先於領土主權和尊嚴問題，這樣的政策順序，也是中國政府的選擇。中國和日本，日前才共同發布新聞，將合資開發東海的春曉油田。這說明了當主權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先處理股權問題，是國際的主流思潮。這樣的發展也告訴了想要聯中抗日的激進民族主義人士：中國也沒有打算為了釣魚台對日開戰，不要異想天開。

釣魚台問題很快就會在我們的公眾議程上沉寂下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可以用來提升政策討論的品質。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已經效法商學院採取個案教學法（case study）。如果有機會把釣魚台問題寫成教學個案，一開始我就會問：假使你是年輕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你會怎麼做？

釣魚台問題的理性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的行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國家的決策是理性的。姑不論政府決策者往往將個人或政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的前面，或是政治人物或官僚很可能無知愚昧；在大眾媒體與民意政治的時代，國家決策理性的假說無異於神話。刻正發生的關於釣魚台的國際爭議足以證明這點。

不僅僅是台灣。這次釣魚台爭端，最為失策的是日本政府。從理性的預設來看，日本國應該是各方之中最不應該在此時挑起釣魚台爭端的一方，也是爭端擴大後將失去最多的一方。

首先，日本實質控制了釣魚台，而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台灣，以及透過宣稱擁有台灣而間接擁有釣魚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期內都不可能以武力去討回釣魚台。只要時間拖得夠久，在國際法的立場上對日本更是有利的。純就釣魚台本身而言，日本毫無理由在此時挑起爭執。

其次，日本正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照理說不應在此時挑起敏感的釣魚台問題。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才正式訪問東京，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十年來首度訪日。日本亟欲得到中國支持「入常」──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日本也初步達成協議與中國共同開發東海的「春曉」油氣田──再往南進一步共同開發釣魚台的油藏並非不可能。也就是，此時日本與中國有足夠的共同利益要去追求，在釣魚台引起主權爭端對日本沒好處。

有些評論者用很大的陰謀論，指日本是故意撞船，挑起日中台三方爭端，這是很難合理化的推測。釣魚台爭端一旦擴大，日本的損失必然最大。釣魚台問題直接牽涉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日情緒，日本若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台灣衝突，必定引起台灣之親中統派激進化，鼓吹結合大陸，兩岸共同抗日保釣。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和行為已經在發生。

兩岸分立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在海峽兩會復談兩岸關係改善的此時，日本的合理反應是憂心兩岸關係過熱，沒有道理還用釣魚台事件來給兩岸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提供動員的議題。

說撞船事件是日方陰謀策劃，實在不合理。但是日本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顯得十分愚昧可惡。對日本來說，盡快息事寧人應該是最佳收場。結果日本政府沒有在最快時間內道歉賠償，讓台灣的反日保釣有機會增溫，結果對台日兩國的政府都造成壓力和困擾。日本船艦惡霸暴行在先，政府處理失當在後，往後還有多少惡果要吞，都怪不得別人。

回頭來看台灣，急著要馬英九總統表態的激進中華民族主義反日派，其頭腦缺乏理性也是十分明顯。這些人在國內（或出海）的示威、媒體作秀，能夠爭得回釣魚台嗎？民族主義所能夠施壓的對象永遠只是本國的政府，而不是所謂外敵。馬英九是一個親日的領導者嗎？如果不是，這些人吵鬧是要馬英九怎樣呢？另外一個解釋，就是這些人的目的是藉此搞兩岸民族主義大串聯。如果他們的動機如此，那就只好看中共是否領情了。我猜，有理性的中國領導者會先選擇繼續改善中日關係呢。

外交部長的愛國問題

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各國外交官或儲備的外交人才。我發現，在諸多各國菁英之中，能夠讓師長同學欣賞乃至敬重的，不是學識淵博談吐優雅的俊男美女，而是對他自己的國家抱著純真熱忱，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立場的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美國外交人員的愛國主義。在一些介紹資深外交官上台講話之類的場合，我了解到，對於資深外交官最高的推崇，就是稱他為一位愛國者（a patriot）。

一位外交官，不論他的經歷多麼顯赫，做過幾國大使，若是能夠被公開稱做是一位愛國者，大概就無愧於他的職業生涯了。美國是非常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即使大眾文化如好萊塢電影都是如此，美國的外務體系（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更不必說，都是以愛國為極崇高的價值和專業倫理。

二零零三年底，陳水扁總統為了影響翌年的連任選舉而發動無意義的假防衛性公投，造成台美關係相當低迷。山雨欲來的當時，我正好又在華府，為了瞭解美國官方的真實看法（據扁政府官員說，美國不那麼反對公投，都是國內媒體誤導），於是我跑了一趟Foggy Bottom（國務院所在地），親訪幾位直接處理此案的官員。

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國務院官員完全無法用禮貌來掩飾對陳水扁總統的鄙夷神情。我知道，如果陳總統的作為僅僅是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態度應該會是惱怒而非鄙夷。如果陳總統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挑戰了美國，我相信，這些專業外交官甚至有可能是惱怒但存有一絲絲敬意。然而這位美國外交官對陳總統是鄙夷的，因為陳總統所犧牲的不僅是美國的利益，更是台灣的利益。他瞧不起陳水扁總統，是因為陳總統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外交官應該是愛國者，外交官應該會瞧不起不愛國的人。

我現在有點憂慮，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會怎麼看待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這不是說歐鴻鍊部長是個不愛國的人。這樣的指控太沉重也太輕率。都聽說歐部長曾經是一位幹練、負責、有親和力的優秀外交官。但是歐部長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證的事實，確實有可能令他的外國同行們訕笑。

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價值，長年在外的外交人員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代表國家而來的，誤把自己當成是世界公民。誰都可以想要當世界公民，也可以想要當其他國家的公民，但是外交人員不可以。一般國民不必標舉愛國主義，但是從政者和公務員、軍人，沒有不講愛國的權利。外交人員尤其是公務員之中最必須講愛國精神的。對於外交部長，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講太多人情親情，沒什麼道理。

由台返華的國家機器

外交部通令外館改稱「訪台」為「訪華」。新聞局長史亞平女士說，外交部每隔一陣子都會檢討對外名稱使用問題，外交部會權衡國際局勢、兩岸情勢，提出正式名稱的建議方案並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國內外局勢選擇適用且大家能接受的名稱。外交部長歐鴻鍊先生卻說，這是為了配合新政府的九二共識大方向。出身外交部的史亞平局長說的這是外交官話。歐鴻鍊部長自己講的才是事實。

我們的政府文書以及媒體用語，從「華」到「台」，走了漫長的數十年。這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也是一段走向真實的旅程。好不容易，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是「台」。一九四五年之後來的「第二社會」人，只要一「回」到中國，就知道自己是「台」，回家，就是返台。而不論是一九四五年前後來的，或是無所謂兩個社會歷史的新世代，只要一離開台灣去到外國，就知道我們是「台」，而且只能是「台」，既不能代表「中」，也不能代表「華」。

今日支持用「台」字的人，未必是反「華」－－不是反對中華民國，不是反對台灣做為華人國家，也不是要「去華人化」。同樣地，將海峽對岸稱為「中國」，也是一段面對現實的旅程－－從認定那是叛亂團體，是「匪」，到承認那是一個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國家，擁有合法的政府（不論是不是理想的政府），我們應該正面與之交往。這當然更不是反「中」。

支持「台」的人，是誠實、務實的人，也是愛這個土地的人。他們極可能是台灣的大多數人，他們在總統大選中可能投票給謝長廷先生，也很可能投票給馬英九先生。馬總統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他在總統大選裡口口聲聲的台灣台灣。

「台」並不否定「華」，卻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機器要用「華」來取消「台」呢？馬政府上任才兩周多，我們的外交部就要逆轉從「華」到「台」這段走了幾十年的真實之旅，這絕對不是如史亞平局長所說的例行檢討選擇適用－－根本和友邦外國都無關，也不是技術問題，完完全全是個國內政治的問題。歐鴻鍊部長講了老實話，為了要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

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為什麼就得「離了台，返了華」？原因在於馬英九總統的一中各表有錯誤，而且和他的國家論述有內在邏輯的矛盾。

什麼是九二共識的大方向？應該是指一中各表。一中各表該怎麼表呢？馬英九總統的表法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樣脫離現實的表法，擺明了這一中各表並不是表述現狀，而是表述法統之爭，也就是國共內戰狀態的延續。以這種一中表法的邏輯，北京自然不代表「華」，台北才是「華」。到台灣來，就不是訪台而是訪華。

然而馬總統卻也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是台灣」這兩句陳述如何可能同時為真－－將兩個等式連在一起，將推導出「一個中國是台灣」這樣的荒謬命題。

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乃至所有的駐外和涉外機構，顯然要陷入一段時期的頭腦混亂。空間感錯置的「由台返華」只是發作的症狀之一。這樣的混亂，必要等到馬總統將他的國家論述重整並尋求社會共識之後，才有可能逐漸清明起來。

國民黨人的三個共識

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人，擁有一套散亂蕪雜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思想柱石不再是三民主義，而是三個共識：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以及他們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一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由設立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強力推銷，因而得名。華盛頓共識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開放外人投資，產業的解除管制等等。簡化地說，華盛頓共識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基礎。

台北的國民黨人早已經不是三民主義者，正如同北京的共產黨人也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但共產黨人至少還在口頭上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像國民黨人早已毫無愧色地說自己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了。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期間，國民黨人大力抨擊所謂鎖國政策，上上下下把自由化的簡單教條琅琅上口，華盛頓共識遂主宰了國民黨人的經濟思維。

當然，國民黨過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並不真的主張經濟自由化。即使現在，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典型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除了自由化以外，還要求嚴格的財政紀律，也就是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要求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在這一點上，馬政府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億擴大內需案，正是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即使馬政府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國民黨人的一般思維仍是氾濫成災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自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一位研究顧問在2004年所撰寫的文章，大意是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與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不同，而仍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中國企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等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一種不受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某種挑戰了華盛頓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本來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既然如此，台灣的國民黨人為什麼會同時服膺兩種對立的思想呢？國民黨人對於中共似乎展現出無力抗拒的順從，對於北京所企圖建構的世界秩序也有一種幾乎不加思索的接受態度，這就是國民黨人的北京共識。中國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接待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時候說，「堅信兩岸正確的歷史一定夠繼續寫下去，美好的願望也終能實現。」吳伯雄和整個國民黨訪團沒有人質疑：正確歷史是誰的歷史？美好願望是誰的願望？

至於九二共識呢？我在這個專欄曾經指出，兩岸復談可能建立在某種一中，但是某種一中未必是各表，也未必需要九二共識。馬英九總統對於九二共識的執著，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馬總統幕僚首度砲轟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主旨竟然是捍衛九二共識。連吳伯雄主席所率領的國民黨訪問團，到了南京中山陵，要爬三百九十二個階梯，都能夠扯到九二共識，可見九二共識已經構成國民黨人某種莫名奇妙的信仰。

國民黨人擁抱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一種天真無知極簡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思維。國民黨人擁抱的北京共識，代表一種對北京所展現之大國實力以及區域雄心毫無反抗的順服態度。國民黨人所擁抱的九二共識，則代表著一種目標含混不清或是僅求短期效果的策略思維模式。抱著這三種共識當作思想中心的國民黨，將會令台灣有識者非常地憂心。